一、基于增长视角的中国经济“双循环”战略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要素流动、重振内需等视角研究中国“双循环”战略的成果丰富，本文的理论梳理主要基于增长的视野，希望把“双循环”理论纳入增长的分析框架中，提炼在新增长格局下的“双循环”增长动力机制，突破原有的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路径锁定。当前国内外关于“双循环”战略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商品交换和资本交换。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马克思就已经指出了资本与劳动的不平等交易，而后不断拓展，拉美国家的学者讨论了中心(发达经济体)与外围(后发国家)的不平等交易，发展出了基于生产价格和货币优势的“中心—外围”不平等国际交换理论。基于全球投入产出体系形成的国际价值转移理论和实证框架，国内学者依据中国数据做了分析，均揭示了不平等交换和货币权利特性。从增长的视角看，基于“中心—外围”理论静态研究资本与劳动的不平等交换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忽视了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剩余劳动与资本结合中的增长效应。中国吸引外资，与剩余劳动力相结合，进行“干中学”的技术模仿和扩散，实现了工业化的动态赶超，通过改革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实现了双赢;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形成了比较优势;通过加入WTO加快实现了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摆脱了“贫苦陷阱”，即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机制设计能将资本与劳动要素的不平等交换转变为经济增长。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消耗中国劳动力的国际大循环阶段即将结束，中国迫切地需要转向人才红利阶段，以压低劳动报酬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体系要让位于提高劳动报酬、促进消费、提升人力资本和企业创新效率为主导的国内大循环体系。在劳动收入、人力资本和创新效率同步提高的人才红利阶段，要改变劳动与资本交换的机制。

第二，关注参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国际分工体系的产业交换与国际价值循环的路径。这一大类研究是国际贸易与增长研究的结合，突出了基于产业内交换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随着全球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和各国产业的不断演进，国际贸易理论快速发展。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同质性厂商和最终产品交易内容被不完全竞争、异质性厂商和中间产品交换的特性所替代，基于中间品贸易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实践形成了所谓的“新新新贸易理论”。产业间贸易逐步关联到了一国产业的价值链长度、位置提升、产业创新等方面，国内外学者在此做了非常多的创新性研究，包括:(1)测算GVC增加值，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体系，核算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的渠道;(2)基于投入产出中间品进出口与国内产业创新升级等，国内学者分析了中国在GVC体系下的“共轭循环”以及大国市场对新技术的诱导作用;(3)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测量与微观计量，包括产业长度、位置、外包、产业内贸易等，该领域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也是中国“双循环”战略研究的重点;(4)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国通过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开发，推动后发国家的发展和产业转移，相关研究关注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对于延长中国产业生命周期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的国际治理等。

第三，基于重振国内市场与国内结构的讨论。很多学者特别讨论了以中国为主的循环协调、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主导与国际价值链主导的不同过程、以国内为主推进国际大循环。也有研究更集中于大国模型的空间开放以及基于大国模型的宏观管理体制问题。还有学者专门讨论国内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创新效率补偿的循环，关注结构转变、创新和产业升级。

第四，讨论更广泛的国际与中国互动的政治关系、贸易制度与全球治理、累积成本、资本流动和汇率等问题。许多基于GVC的研究涉及货币、累积成本、税收、制度质量、国际价值链治理、贸易体制等变量，并进行了模拟计算。如有学者基于GVC探究了人民币、累积成本的影响以及全球规则和治理、贸易体制对中国的影响。资本流动与汇率对贸易影响的讨论成果也非常丰富。此外，还有关于地缘政治和空间布局对贸易影响的诸多讨论。

本文主要是从增长阶段和“人口转变”双重转换的动态角度去考察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的路径、体制和战略切换的关键变量，通过国际比较试图说明内在的机制。希望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集中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经济增长与要素循环特征和内在逻辑的分析，破解中国国际大循环的路径锁定，使其切换到经济“双循环”的道路上。本文更关注经济增长阶段和“人口转变”下劳动—资本要素分配、扩大国内需求和提升创新效率的国内新循环系统。

中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加入全球价值链循环后，国际大循环对劳动份额的抑制限制了内需的提升。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企业积极嵌入GVC生产网络，显著降低了其内部劳动力要素的收入占比，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加入复杂GVC比加入简单GVC对中国要素分配有着更强的负作用，比国内中间品协作对劳动份额的压制强度更大。政策上强调市场结构性改革，提升人力资本的匹配效率，提出了借鉴“社会投资国家”为导向的福利体制转型，将社会投资更多地用于人力资本，推动国内人口红利快速转向人才红利，形成人力资本提高—创新效率提高的逻辑，推动产业升级，并积极推动中国与国际的要素和产品交换，参与国际治理，逐步形成国内为主和国际循环互动的“双循环”格局。中国摆脱基于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道路锁定，最需要的是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实现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而当前国际不断变换的不确定性冲击正好为“双循环”转换提供了契机。

每次外部冲击对出口导向国家都是一次国内结构性改革和再平衡的机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了中国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房地产、土地新政，促进了城市化发展。2008年中国历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外经济进入第二次再平衡，开启中国4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加速了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2020～2021年暴发新冠疫情，随着疫情和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全球供应链基于“安全”再调整，中国将迎来第三次再平衡调整。中国在此次再平衡调整中，需要积极地切换增长路径，提升劳动分配份额、加大社会投资的福利支出、重振国内需求、加快累积人力资本、提升创新和生产效率成为了路径转换的关键。增长路径的转换需要市场结构性改革，特别要重视“人口转变”这一发展新特征，重点要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改革，并同时推进宏观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以改革促进新的再平衡。

“人口转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内生性问题，中国迎来了以人力资本为目标的人才红利的新发展阶段。通过提高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加大社会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有效劳动力市场匹配转换，提高国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实现发展的效率补偿，形成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新循环。本文从不同阶段下要素收入分配入手，分析如何形成和提升劳动报酬—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创新效率补偿的逻辑，探索以国内循环为主推动“双循环”转型的关键变量和增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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