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叙事的转变

(一)全球化叙事

全球化叙事从1991年开启，全球化浪潮改变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滞胀和原苏联东欧地区各国的长期经济停滞与短缺，结束了地缘政治争夺的分割，转向了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遵循四个原则。(1)和平原则，1991年苏联解体、华约解散，两极化的地缘政治格局转向了全球一体化的和平时期，各国政府的国防开支不断下降。(2)全球规制统一，全球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自由化被描述为“世界是平的”。全球化是全球各个国家参与下的全球规则共同建立的过程，世界贸易组织(WTO)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规则不断发展，中国2001年加入WTO，全球贸易和要素的流动更加便利化。(3)全球贸易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全球化的特征是全球贸易增长快于全球经济增长，即全球贸易带动全球增长，体现的是全球化的大分工协作，以全球市场规模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效率原则是全球化的经济准则，依据全球化的各个市场效率进行技术—产业全面分工与合作，并以全球市场为规模的生产体系建立商品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直接压低了全球物价，推动了全球通货膨胀持续走低，全球化推动下最为显著的经济特征就是高增长与低通胀。(4)全球化推动了基于主权信用货币供给的大扩张，在高增长与低通胀(低利率)条件下，各个主权国家进行信用扩张，货币供给不断增加。全球信用扩张主要来自美国、欧洲等储备货币国家，它们不断扩张其主权资产，即低利率发行国债，再扩张其负债发行货币，将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到房地产—金融领域、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套利交易(carry trade)和技术创新领域以获得高回报。储备国的信用货币扩张刺激了非储备货币国的信用扩张和国际负债增加，全球信用扩张和资金流动推动了全球产业转移、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引动全球增长。与主权信用相伴的货币联盟不断发展，全球金融治理从G7扩展到G20。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动创设特别提款权(SDR)货币联盟体系，随着美国GDP占全球比重不断下隆，从2001年的30.4%下降到2020年的24.7%，美元需要更大范围的货币联盟，以维持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转与救助。1999年欧元诞生并代替德法意三个欧洲大陆国家货币，与美元、英镑、日元一起组成了SDR货币篮子。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2022年人民币占比提升到12.28%，SDR的货币联盟性质不断加强。全球基于主权信用的货币体系和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联盟体系形成。

全球化成就了经济大发展，但也带来很多积累性矛盾。(1)全球化效率分工导致了国家区城间劳动者就业—产业发展机会的不均衡，孕育了产业保护、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这些思潮也推动了各国政治、对外经济政策的改变，新的WTO规制难以再推出。(2)低利率导致全球高杠杆率，全球化带来的低通货膨胀直接决定了低利率，到2019年绝大多数储备货币国家进入负利率时代，2020年比例进一步加大，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主权债务，日本、欧洲、英国、美国等大量进行资产扩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发行国债直接救助家庭和个人，最终引发了2022年的“新冠泡沫”(Covid bubble)。货币信用的无节制扩张引致的通货膨胀终于开始报复主权货币的大幅度供给。非储备货币国也因低利率，过度进行国际负债，一旦遇到储备货币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收缩，就会引发个别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债务危机。(3)全球低利率也导致了房地产—金融产业的大发展，发达经济体靠外包将产业转移，后发经济体的房地产—金融业同样成为增长的引擎。低利率导致增加杠杆促进房地产—金融业的收益，导致虚拟经济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份额不断下降，这也是这次全球供应链脆弱的原因之一，当然效率原则导致供应链分工过细也是脆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房地产一金融经济成了低利率下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4)中心—外围的分配与治理改变有限，尽管全球金融—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加快，但中心一外围的财富分配格局变化小，发达经济体占据技术创新、货币主导、金融配置中心等经济活动核心地位，获得了超额的回报，日本海外资产年回报占其GDP的3%~5%，美国货币霸权收益同样很高，且一直主导了全球经济治理，G20始终难以替代G7的治理功能，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产业—技术摩擦不断。(5)国家资本支出下降，福利化支出倾向加强，负债水平提高，生产能力、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下降。

上述全球化的弊端累积，在乌克兰危机、疫情导致的供应链风险和“新冠泡沫”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多个因素叠加下，2022年正式进入了全球化转变的关键年，全球化叙事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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