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经济与金融思想曾在前现代社会的“东学西渐”大潮中影响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为了赶上世界潮流，中国金融学经历了三次“西学东渐”大潮。进入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科发展的主基调。如果将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大逻辑视为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关键，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这一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新的“东学西渐”大潮中为世界金融学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向世人展现东方智慧和中国神韵。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学理论既是对金融实践的总结，也是金融实践的先导。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金融学理论体系是做好新时代中国金融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加强金融智库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2025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重要战略部署，加快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显然是这一重大战略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回顾中国金融学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再到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系入手，探讨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与构建路径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近代以来中国金融学的发展脉络：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再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回望来路，中国金融学的发展变迁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在遥远的前现代社会，中国的货币金融实践已具有鲜明特色。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货币金融文化，而且产生了大量货币金融思想，留下许多宝贵遗产。早在两千多年前，先秦诸子百家和西汉时期的贾谊、晁错、司马迁、桑弘羊等思想家的著述中已包含大量极具开创性、前瞻性和深刻性的货币金融见解，至今仍熠熠生辉。不仅如此，这些思想和智慧还伴随着“东学西渐”大潮传播到欧洲，进而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影响。

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不能只重视‘西学东渐’而忽视‘东学西渐’，根据历史事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16—18世纪的“东学西渐”浪潮对欧洲思想界构成了巨大冲击，产生了崇尚中国的热潮。仅就经济学领域而言，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极为推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甚至被称为“欧洲的孔子”。正因如此，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对重农学派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学者考证发现，法国重农学派“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各种独特贡献，如自然秩序、《经济表》、自由放任、重农主义、纯产品、土地单一税及其他观点等等，几乎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中国思想的痕迹”。其中也包含大量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可见，“东学西渐”大潮不仅真切地发生过，而且对近现代西方经济与金融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遗憾的是，迈入近代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长期停滞，而西方却在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工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于是，中西之间出现了“金融大分流”，中国未能融入工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大潮，被排除在现代经济与金融体系之外。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的优秀金融思想和金融文化依旧是散落于古代先贤们只言片语之中的零散知识，未能实现学理化和系统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成体系地汇入西方发达国家构建的现代主流金融学之中。

此后百余年间，为了向国外先进的金融实践与金融理论学习，中国人怀着“西天取经”的心态开始了研习、模仿与引进，中国金融学在三次“西学东渐”浪潮推动下砥砺前行。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金融学经历了第一次“西学东渐”。19世纪末，现代语义上的“金融”一词经由日语传入，中国开启了模仿、学习和借鉴国外金融学知识的进程。游学于西方的中国学子学成归国后，快速地推动着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在内的各种国外货币金融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把当时最前沿的思想理论进展快速“搬运”到中国来。中国学者不仅编写了大量货币金融学教材和著作，而且尝试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国外理论进行改造，使之契合中国国情。伴随着西学的流行，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金融学迎来了第二次“西学东渐”，引进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金融理论被摒弃，转而全面引进苏联政治经济学及其主导之下的货币信用学，苏联范式成为当时的主流。这期间虽经历了曲折探索，但中国人在金融学科建设上亦努力突破苏联范式的窠臼，取得了积极成果。在实践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我们组织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有力打击投机资本，一举遏制了蔓延十余年的极端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经济金融秩序。在理论层面，我们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本土实践，形成了财政、物资、信贷“三平”论断，提出了以“综合平衡”范畴为代表的宏观均衡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这一真理。如果将“综合平衡”理解为各个范畴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各个范畴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综合平衡”依然体现了客观经济过程的基本规律。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第三次“西学东渐”大潮兴起，我们重新打开从西方引进知识的大门。在摆脱苏联范式的束缚之后，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金融学界掀起了向欧美同行学习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货币银行学和现代金融学先后被大规模引入中国，大批从欧美学成归来的学者进入中国的教学科研机构，国外流行的经济金融类原版教科书和经典名著的中译本成规模、成体系地出版。相应地，中国金融学界的研究范式逐渐与国际接轨，采用以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为主要工具的研究方法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金融学发展的主流。借助欧美主流金融理论解释中国现象，或者用中国经验证据检验欧美主流理论，成为中国金融学重要期刊论文的主要特点。

回首百余年来的三次金融学“西学东渐”历程，“我们的金融学科建设不论如何曲折萦回，基本属于‘引进’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是必要的，也有其合理性。但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引进国外学说切不可食洋不化，而是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在这种思想指引下，中国金融学界的有识之士冷静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变迁，提出了一些构建中国自己的金融学理论的设想。一方面，在金融的有力支撑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四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金融现象的重要性也显著提升。需特别指出的是，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虽然借鉴了国外理论与实践的有益成分，但整体上并没有按照欧美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框架来制定改革方案，实施经济政策。按照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最佳实践准则，中国做得并不那么规范，甚至被人认为学外国“没有学到位”“学什么都变味儿”。但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就这样在各种质疑声中发展起来了，这是现有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就需要加快构建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也是一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危机。这场不亚于1929年大萧条的危机爆发后，那些“植根于发达国家经济和金融实践基础之上的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概念、范畴、原理、体系等等，一夜间受到了普遍质疑” 。欧美主流金融学在精密性、细致性等方面固然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但其以分析性思维为主的方法已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故事、中国现象背后蕴含着与西方主流金融学理论有本质区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中国理论工作者应当直面中国现象，系统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大逻辑，并不断加以学理化、体系化。

令人振奋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金融学发展的主基调已从“西学东渐”转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从金融发展实践角度看，新时代的中国金融体系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中国正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在这一过程中，经济金融领域的新现象新故事层出不穷，其中的许多现象难以用欧美主流经济金融理论解释，构成了一个又一个中国金融发展的“谜团”。伴随着中国经济与金融的高速发展，中国金融现象日益重要，而解释这些现象离不开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支撑。因此，中国金融学从以“引进、学习、吸收、再创新”为基本流程的“西学东渐”转向全面自主创新，迎来了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西方主流学界开展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的崭新阶段，创建“有中国神韵的金融学科”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金融是“国之大者”，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而金融强国建设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由此可见，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金融学界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肩负的崇高使命。

对“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提法进行仔细辨析后不难发现，其中有极为深刻的文化意蕴。强调“中国”，意在彰显金融学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既来自当代中国金融发展的实践探索，同时也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在金融学知识体系建设中突出“自主”二字，凸显了中国金融学的文化主体性。更进一步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文化的滋养和支撑。金融学是一门解释真实世界的金融现象、指导人们开展金融实践活动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分支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在自身文化传统的浸润中发展成长起来的。正如黄达教授所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分别植根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上。”

因此，要真正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的知识体系，就必须筑牢其思想基础、哲学基础，守好其文化根脉。具体而言，首先就要搞清楚中国金融的发展道路及其背后的文化根基与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夯实这一知识体系的底座。

二、系统把握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概言之，如果说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开拓形成是当代中国最恢宏的金融实践和最重要的金融现象，那么支撑这一实践探索的最深沉力量来自悠久的中华文明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深刻阐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形成过程、发展规律和鲜明特色，更要清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机理，筑牢中国金融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文化主体性。下面我们从三个角度探讨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第一，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大逻辑是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关键。实践出真知，金融学知识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基于一套自洽的逻辑体系来解释重要的金融实践和金融现象。金融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新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力开拓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当代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作出了重要贡献，构成了新时代最重要的经济金融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在全球大国中是唯一的。”之所以人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奇迹，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大国很难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另一方面是因为由西方主导的现有主流经济金融理论无法解释这一重要现象。理解两大奇迹、破解理论迷思的根本途径是从理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义入手，构建一套立足中国国情、植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借鉴吸收外来理论资源的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

这条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明确了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既有世界观，又有方法论，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确立了中国金融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和重大原则，是新时代中国金融创新发展的宝贵结晶。只有深刻把握这条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才能理解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的内在机理，才能构建起反映时代特征、符合基本国情的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

进一步说，既然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功能就是解释世界、改造世界，那么植根于新时代金融实践探索的中国金融学知识体系就应当基于中国视角、站稳中国立场、扎根中国实际，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中国特色金融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应当能够系统解释中国金融发展之路上的重要现象，准确刻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色，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导。概言之，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以系统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大逻辑为基本前提,以解释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内在机理为核心任务，以助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为重要使命。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根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一重要论断清晰揭示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从上述提法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党和人民立足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持续推进“两个结合”而形成的宝贵成果。这条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一方面吸收了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精华，也借鉴了西方经济金融理论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滋养浸润，着眼于解决中国当代金融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如果说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灵魂和血脉，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基和命脉。新时代的中国人怎么看金融，怎么干金融，既受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决定性影响，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观和货币金融观的继承和发展。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我们就不可能开拓形成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一重要论断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依然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根脉所在，在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

更进一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撑下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就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形态。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就是要把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金融元素、金融理念有机融合，大力弘扬那些跨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的传统金融文化精髓，引导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使这些观念、精神、伦理、方法汇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之中，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深厚底蕴和关键支撑，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有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支撑，我们就能将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持续注入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从而保证中国金融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使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要论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与中华五千年文明贯通起来，揭示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渊源、文化根基和独特优势。

国家兴衰，金融有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大逻辑，关键也在于把握其中蕴含的中国特色，这是理解中国金融发展的“密钥”。既然蕴含在金融发展道路之中的中国特色是从五千多年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史中孕育形成的，而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又必须要讲清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起源、形成、发展，以及要义、作用、意义等，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与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有了天然的联系，构成了这一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

扩展开来说，当代中国人从事金融活动的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势必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整体的社会环境是由几千年文化传统塑造的。正如黄达教授所言，“哲学思维、 宗教信仰、 政治体制、 经济制度、 生活习惯等等，很多因素都在起作用。”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上述影响金融发展的思想、文化、制度、习俗等种种因素均是从传统中一路走来，并且以创新为支撑发展演化至今的。因此，只有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金融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并且将形成的规律性认识体系化学理化，才能从根本上确立金融学知识体系的文化主体性，使其真正具备中国特色，实现独立自主。

试举一例，中国金融之所以选择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金融发展道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高度的契合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长期受到传统文化中的有机主义、整体主义哲学观影响的中国人，一直强调要摆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观与辩证唯物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工作更加注重从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看金融的功能和作用，反对脱离实体经济孤立地看待金融，反对任由资本追逐利润而不加以管控。这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规定性对金融理论与实践工作提出的要求，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本质区别。我们致力构建的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刻认识到经济与金融之间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以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为重要理论内核，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分析金融现象，而不能就金融论金融，特别是不能简单模仿欧美主流金融学研究范式，过度倚重分析性思维和冰冷的理性计算。

三、以“两个结合”推进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必由之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样是必由之路。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融通各种资源的过程中用好“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在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重点讨论。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金融篇，是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根本遵循。首先要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与丰富内涵，以经济金融共生共荣为立足点，深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把握其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定位。

同时，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建设均有极为紧密的关系。因此，要根据金融文化、金融法治、绿色金融、科技金融、金融安全等各具体领域理论研究工作的需要，系统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个分领域思想或论述，并且将这些思想的核心要义融会贯通，贯彻到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当中去。

第二，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重要论断表明，中国金融学界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必须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同时保持开放包容，做到兼收并蓄。

传承文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不忘本来，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际，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同时，要用好本土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将其作为核心关键要素，构筑中国金融学知识体系的思想基础和哲学基础。

海纳百川，展现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开放包容。吸收外来，就是要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心态整理、借鉴、吸收国外所有金融真知并为我所用。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又要借鉴欧美金融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守正创新，才能坚持正确方向，主动引领时代。面向未来，就是要面向新征程上的金融强国建设，积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文化资源，赓续历史文脉，构建新的理论体系。面向未来的关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结合”为主线，以重构中国金融学的哲学文化基础和为根基，以讲好新时代的中国金融发展故事为重点，推进金融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在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不断为世界货币金融学理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具体地看，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刻画了现代金融发展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是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魂脉。而一般规律要成功运用于中国，则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影响之下形成的民族心理和价值系统。因此，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厚根脉所在。古代中国金融思想文化精华、中国古代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已展现出蓬勃生机。特别是在西方的分析思维局限性日渐暴露、东方的综合思维潜在优势逐步显现的情况下，我们要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实践探索历程、重要现象和突出成就着手，系统把握和挖掘其中丰富的文化意蕴，进一步用好中国传统哲学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整体性、系统性优势，从理论机制上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是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关键任务。

四、结语：21世纪中国金融学的“东学西渐”

本文认为，近代以来中国金融学的发展经历了阶段性变化，从早期的“东学西渐”转为晚清之后的三次“西学东渐”。在经历百余年艰辛探索后，在新时代进入了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阶段。要将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大逻辑作为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关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根脉，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

季羡林先生曾说过，21世纪将是“东化”的世纪。瞻望未来，随着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加速推进，金融发展与改革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将以体系化、学理化、现代化的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些具有中国风格和东方神韵的理论将有望在21世纪掀起的新一轮“东学西渐”大潮中走向世界，以其整体性、有机性和综合性思维有效弥补以分析性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思维方式的短板，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工程2025年度重点项目“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体系化学理化研究”（2025XYZD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