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金融科技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产业竞争的焦点领域，未来大国之间的金融竞争将更多体现为金融科技要素竞争。如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2017年1月发布的《金融科技框架》白皮书所言，金融科技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能够把新理念、新创意转化为现实，通过建立新企业，带来新投资，创造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推动经济繁荣发展。

因此，政府决策者、监管者要与私人部门通力合作，培育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活动。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力图通过放松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来培育适合创新的政策环境，为提升金融领域的国家竞争优势提供制度保障。

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伴随着各类行业主体的充分竞争和分工合作，我国金融体系与科技的融合持续深化。从技术企业一端看，互联网企业和其他新兴技术企业不断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分布式技术和安全技术应用到金融服务领域，涵盖支付清算、财富管理、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主要功能，催生了一批新的金融业态。

从传统金融机构一端看，各大金融企业也纷纷利用新技术降成本、补短板，开发新的产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

目前，我国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格局中已经处于第一方阵。2019年，中国金融科技产业营业收入达1.44万亿元，较2018年增长了48.1%；中国金融科技融资共计285笔，占全球的24.4%；金融科技融资额为656亿元，占全球25%。

2019年10月发布的《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显示，中国上榜的金融科技类独角兽企业达22家，占上榜的全球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总数的39%。中国金融科技独角兽的总估值为2620亿美元，占上榜的全球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的近70%。在2019年全球八大金融科技中心城市中，中国占据四席，其中北京高居榜首，上海名列第四，深圳与杭州并列第六。

面向未来，金融科技仍将是补齐我国金融体系“短板”的重要抓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新时代；因此，理应依托新技术支持，破解金融服务难点，促使金融更加“脱虚向实”，从而实现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有鉴于此，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

可见，金融科技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扩展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根本动力。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用好金融科技这一动力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客观理性分析中国金融科技发展中的优势与短板。

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2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对金融科技的政策响应：一个跨国概览》提出了“金融科技树”的概念，为我们分析中国金融科技的优势与不足提供了一个适用的框架。

该报告把金融科技发展比作一株大树的成长：公共政策和制度框架是树根，对金融科技发展有着引领作用；核心技术是树干，决定着金融科技发展的高度和潜力；具体的金融科技市场行为是树梢，直接影响金融科技的发展绩效。

根据上述框架，我们可以从市场供求、技术和制度三个视角来观察分析一国金融科技发展的状况。总体而言，当前全球金融科技已初步形成三类主要的发展模式：以市场需求拉动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以核心技术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和以制度框架建设为主要特征的英国模式。中国金融科技之树的生长特点是树梢成长很快，树干和树根的支撑引领力度不足。

中国金融科技的主要发展路径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技术、分布式技术及安全技术等前沿技术不断应用于金融领域，通过建设各类移动金融服务平台，构建起政务、医疗、交通、旅游等众多便民生活场景，并围绕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逐渐形成移动支付、信用、理财、消费金融、互联网保险等诸多数字金融服务业态。

这些业态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重在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金融服务业实施流程创新，研发周期比较短，有利于我国企业实现“弯道超车”。

进一步分析，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基数，由此形成超大规模国内金融市场。长期以来，我国拥有一个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它在动员金融资源、助力经济赶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毋庸讳言，此类金融结构在金融服务普惠性、适应性和竞争力等方面亦存在明显短板，导致金融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换言之，超大规模市场中的庞大金融服务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满足，我国金融服务消费者对新型金融服务模式的接受程度远高于发达经济体。

这就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金融服务供给方面的大规模应用和金融科技企业的高速成长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总体而言，市场需求的强力拉动是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主要优势所在。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存在两块明显的短板：核心技术创新未能领先；基础制度建设有待健全。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中的核心技术创新仍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迄今为止，金融科技领域中的大多数新概念，如人工智能、哈希加密算法、云计算等均发源于美国，一批大型科技企业推动了美国底层基础技术的持续创新，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相较之下，中国金融科技领域的基础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人才供给亦难以满足需要，导致核心技术的创新速度较为缓慢。以人工智能为例：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行业的融资事件及融资规模虽然持续走高，但资本主要流入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以追逐短期经济收益，研发所需的长期资金存在瓶颈；此外，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供应严重短缺，相关学科的高级人才培养，特别是基础理论人才培养也才刚刚起步。

未来要把核心和关键技术创新置于现代化金融体系建设的核心，致力于实现金融科技发展的自立自强。这是我国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之本。

与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我国长期存在着金融压抑，市场竞争尚不充分，从而形成明显的制度性利差和高额的“租金”，导致企业家利用各种办法去钻制度的空子，寻求监管套利，分享垄断利润。可见，消除金融压抑，放宽市场准入是推动我国金融科技持续健康发展的又一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