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反映了一个经济体当中的企业家通过整合各类要素资源、运用新思想、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来提高产出水平的能力。过去10多年来，美国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缓显而易见。令人不解的是，生产率的下降和新技术的持续涌现竟然同时并存！换言之，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些新技术（比如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生产过程中会自动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但在真实世界中它们并没有从整体上真正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率。技术进步没有带来效率改进！本文拟借助创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结合美国经济中的若干趋势性变化，探究上述悖论的成因。

一、美国生产率增长为何放缓？——来自技术扩散视角的解释

长期以来，美国是全球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引擎。凭借其在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方面的雄厚实力，美国不断地拓展人类知识的可能性边界；而富有创新勇气和创造热情的企业家精神则推动着新的技术发明转化为新的产品、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使得“创造性破坏”活动在美国得以不断出现，从而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然而，好时光终有尽头。近十余年来，美国的创新活力似乎正在急速下降。2006年至2016年间的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0.93%，远低于1996年至2006年十年间的2.38%（Gordon, 2018a）[1]。创新活力下降引致的生产率增长乏力直接导致经济增速的下滑，2006-2016年期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低于1996-2006年期间（Gordon, 2018b）[2]。

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长期性停滞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于经济增速放缓的成因，学术界争论不休。萨默斯重新引入“长期性停滞”一词来刻画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经济，认为储蓄大于投资造成的总需求不足和产出缺口扩大是当前美国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反，戈登则认为目前的低增长和长期性停滞状况是经济的供给侧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他认为，在经历1994-2004年生产率和创新的突飞猛进之后，迅即出现了企业活力下降、制造能力停滞、净投资率下降和信息通讯技术设备改善速度放缓等现象，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戈登，2016）[3]。换言之，在戈登看来，美国经济长期性停滞的根源在于创新活力下降引致的生产率下降。

以戈登为代表的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美国的经济放缓是一种永久性现象；而且一些不利因素将进一步减缓美国未来的生产率增长，例如，人口老龄化、教育恶化、不平等加剧、全球化、可持续性以及消费者和政府债务积压（Gordon, 2012）[4]。另外，随着新技术新创意的不断积累，容易取得新突破的领域已不大容易寻找了，创新变得越来越困难（Bloom等，2017）[5]。

这一类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更多的学者并不认为美国的创新能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个显而易见的反例是，2006年至2016年间，美国专利数量增加了27.9%，快于1996年至2006年十年间的24.2%，这表明美国技术进步的速率并没有下降。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为何美国的技术持续进步，但是生产率增速却明显放缓？就如索洛所言：“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计算机，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找不到它”。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悖论称为“第二代索洛悖论”。

如果拘泥于主流经济学范式，上述悖论是无法被解释的。具体而言，传统经济学将创新看作一个黑箱，从新创意出现到生产率的提高，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经济学家无需仔细研究其机理。从索洛模型到罗默和阿吉翁等人的新增长理论，几乎所有关注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均假定，新技术新发明一旦出现，就会自动转化为创新和效率改进，因为新技术引发的变革会在经济体内部自动扩散，并轻易地渗透到各类产业和所有企业，从而实现生产率改进和经济增长。Langlois 和Robertson(2018) [6]认为，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机制是知识的“溢出效应”。按照这一逻辑，溢出效应会自动将新技术付诸实践，并在经济体内部扩散开来；因此，技术进步、创新与生产率提升之间几乎是同义词，技术持续进步与生产率增速放缓这两个现象不可能同时出现。

可见，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美国出现的“索洛悖论”。我们只有打开“创新”黑箱，搞清楚技术变革的发生机理，从而搞清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逻辑关联，方可找到悖论背后的问题实质所在。

创新发展理论表明，一次完整的技术变革过程由发明、创新和创新的扩散三个环节组成。发明是创新的前提，为其提供新思想、新模型；创新是首次将新的产品、工艺、方法或制度引入经济生活的尝试；创新的扩散则是创新成果在经济体中被吸收和传播的过程，对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升有决定性影响。概括地说，发明代表新的概念，创新将发明付诸实践，而扩散则是把新的实践成功引入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三者若缺少一个，生产率就无法持续改进。由此可以认为，美国之所以出现生产率下降与技术进步并存现象，要么是创新放缓导致新技术付诸实际的步伐放缓，要么是扩散放缓导致创新成果无法传播到经济体系内的大多数企业。

根据这一思路，一些学者开展进一步研究发现，美国技术进步并没有放缓，信息技术革命正在重塑美国，而且美国前沿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依然强劲，这表明前沿企业已经充分地很好地把发明转化为创新了；目前已出现的总体生产率下降是技术扩散速率放缓、技术应用效率不足的结果(Cardarelli和Lusinyan，2015) [7]。其主要看法如下：

首先，根据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2011）[8]的分析，经济活动的数字化从四个方面激发了创新活力：改进对商业活动的实时测量；更快、更便宜的商业实验；更广泛和更容易分享创意；以更高的速度和保真度复制创新。不仅如此，如果这四个方面的效应还会产生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交互作用，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

第二，数字化的推进使得新创意不断涌现，相互碰撞，并不断被整合，转化为创新。因此，拥有这些新创意的美国前沿企业，其生产率依然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前沿企业与非前沿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服务业。这意味着美国的技术扩散进程可能并不顺畅。经济史学家罗森博格在半个世纪前就已观察到，创新扩散的速度总体较为缓慢，而且不同发明被接受的速度存在很大差异（Rosenberg, 1972）[9]。

综合以上三点看法，美国生产率放缓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最先进企业创新的放缓，不如说是创新在整个经济体中扩散速度的放缓，也就是扩散机器的崩溃。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技术扩散的减速是美国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早在上一轮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末期，也就是21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围绕美国劳动生产率是否能够继续高速增长的话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创新经济学领军人物鲍莫尔等人坚定地认为，彼时美国生产率提高的源泉是信息技术的变革，未来信息技术的发明创造或许仍不断出现，但技术扩散会逐渐放慢，这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减速。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等机构也认为，2005年之后美国生产率的长期增速将会比1995-2004年期间低至少1个百分点（鲍莫尔等，2008）[10]。今天看来，这些推断和预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判断。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猜想：在发明、创新和创新的扩散这三个技术变革环节当中，创新的扩散是制约当前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关键环节。

为了系统地探究美国技术扩散放缓问题的来龙去脉，本文余下部分将致力于梳理美国技术扩散减速的基本事实、主要成因和经济后果。第二节梳理美国技术扩散放缓主要表现形式，第三节分析美国技术扩散速率放缓的成因，第四节分析美国技术扩散减速导致的经济后果，最后简要总结全文，并谈一谈美国技术扩散放缓现象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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