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金融危机是贯穿人类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经典话题。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特别是2007 年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迅速传染到全球各个经济体,金融危机的传染更多地表现为全球性特征、系统性特征和交互性特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自1970 年以来,全球各经济体共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151 次、货币危机236 次、主权危机74次,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危机发生后政府为重构金融体系所承担的平均财政成本则超过GDP 的11%。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经贸格局调整、全球性通货膨胀等,关于是否会发生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危机风险的讨论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毋庸置疑,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危机,也是宏观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基石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备受质疑,克鲁格曼(Krug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凯恩斯主义者纷纷提出“回到凯恩斯”的理论主张,索罗斯(Soros)则组建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聚集众多非主流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反思,并围绕金融危机以来的新现象开展跨学科研究。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卢卡斯(Lucas)、泰勒(Taylor)、马斯金(Muskin)、米什金(Mishkin)等主流经济学领军人物旗帜鲜明地驳斥“金融危机的爆发代表经济理论失败”的观点,并声称来自金融危机的教训不仅没有从任何角度侵蚀或推翻危机前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反而证明了“有效市场假说”理念的正确性。简言之,争论各方都“力图把受人尊敬的标签插在自己头上”,捍卫本学派的研究纲领和基本信念,为自身发展谋求一席之地。“胜利和征服,失败和丧失阵地,这些事情本身对这些学派而言极其重要,与它们的生存紧密相关”。借用熊彼特(Schumpeter)的名言来刻画后危机时代的这场经济理论大论战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在经济政策层面,与理论层面的混战一样,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已经闯入了“勇敢的新世界”,面临的问题远多于有效的解决方案,新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监管政策框架的轮廓仍不清晰。危机时期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指出,此次危机的根源未必在于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而是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层面出了大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尽管理论层面的争论一时间难以甄别对错高下,但危机的冲击对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研究却是真真切切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需要通过经济政策学的研究,逐步弥合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之间的距离,从而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后危机时代的金融危机理论与政策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界对本次危机的起源、度量和传播途径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成果;另一方面,叙事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为金融危机的形成及传染提供了新的学科视野和分析框架。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为重构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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