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已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社会兴起也倒逼政府和公共治理数字化转型，建设高水平数字政府和数字公共服务体系。2016 年，我国《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发布，提出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网络强国。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藉为我国包括财政和金融体系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转型指明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不言而喻，数字财政必然是数字化发展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政策和实践层面上，数字财政内容和形式尚未有正式界定。理论和学术意义上，数字财政可定义为以公共大数据作为价值基础、关键要素和应用支撑，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满足公共服务需要为目标，通过运用现代数字和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作为手段与工具，实现财政收支结构优化、财政预决算效率提升，以及财政公共服务的社会福利增进与公平提升（王志刚和赵斌，2020；王志刚，2020）。数字财政利用数字化技术与手段实现财政收支活动和财政治理体系的全方位重塑，让财政资源配置、收入调节、稳定经济和促进发展等职能更好发挥，从而使得包括财政在内的政务活动从政务公开走向数据开放，精准高效（张新生，2018；荆林波，2018；赵斌等，2020）。

财政数字化转型是利用现代数字和信息技术，推动传统财政走向数字财政，实现财政体制现代化和财政治理体系数字化发展（王志刚和赵斌，2020）。财政数字化转型作为财政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数字化动态演进过程，推动财政供给和服务模式不断创新，促进财政和公共治理信息透明度不断提高，加强了政民沟通协调，提升了财政治理的效率和质量（Nakasone 等，2014；刘淑春，2018；马宝君等，2018）。同时，财政数字化转型也通过推动预算绩效管理、评价体系的数字化发展和创新，重构和完善财税征收、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和实施路径，从而建设和形成满足数字政府与数字社会治理和发展要求的数字财政（王敏和彭敏娇，2019；马蔡深和赵笛，2019；任国哲，2019）。

数字财政是结果与体现，财政数字化转型则是过程和动态。数字人民币作为我国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本身就是数字财政建设的核心组成。同时，数字人民币作为推动财政数字化转型的工具，为实现现代化数字财政提供平台和技术支持（蒋国庆等，2018；蒋晓婉，2021）。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定数字货币，相对于私人数字货币，具有国家信用支持，更利于发挥货币职能，发展普惠金融和促进现代货币、金融和公共体系数字化转型（范一飞，2016；姚前，2019；Boar 等，2020）。与传统实物货币相比，数字人民币能够在时间上提高支付效率、节约交易成本，空间上不必依赖第三方支付中介即可实现远距离点对点交易（徐忠和姚前，2016；姚前，2018）。数字人民币作为央行数字货币，对保护隐私和信息披露、交易安全和打击犯罪、组织市场和强化监管，以及提高宏观调控效率等诸多方面可实现兼顾和平衡（Stiglitz，2017；Peterson，2018；封思贤和丁佳，2019）。

财政数字化不能就财政而言财政，应置于政府、经济和社会数字化浪潮之中（赵斌等，2020）。财政治理中诸多复杂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究其根源，在于资金流、信息流和业务流各自分离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数字人民币有利于高效整合资金流与信息流，实现多节点共识下的资金全流程监控，同时，还具备可编程的智能化属性，为建设数字财政和推动财政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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