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 “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等系列重大举措。至此，作为金融市场定价基准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亦反映出我国进一步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决心。国债收益率曲线不仅对宏观指标具有预测作用( Estrella， Hardouvelis， 1991; Campbell， Shiller， 1991; 郭涛，宋德勇，2008; 等)［1 － 3］，同时，宏观和货币政策因素对国债收益率曲线具有较为显著影响(Browne，Manasse，1990; Michael，Haubrich，2004; Swanson， Ｒeichlin， Wright， 2011; Wright; 2013;等)［4 － 7］。另外，利率预期和流动性因素也是推动国债收益率曲线演进变化的重要动因 ( Andrew，Piazze-si，Wei，2004; 彭兴韵，2007; 牛霖琳，林木材， 2017; 等)［8 － 10］。自 1999 年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于国内率先推出第一条国债收益率曲线以来，财政部、人民银行亦先后开始发布中国关键期限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国国债及其他债券收益率曲线，这对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发挥其定价基准作用，提升市场主体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关注与使用程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康书隆和王志强 (2010)［11］研究表明，我国长期利率和长短期利差是决定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化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刘英和赵震宇 (2011)［12］实证研究表明，当长期资本市场占主导地位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国债收益率曲线产生作用，国债收益率曲线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能力较强，当短期货币市场占主导地位时，则是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助于提升国债收益率曲线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能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 (2013)［13］研究认为，10 年期与 2 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对宏观经济景气具有 12 个月的先行作用，可为货币政策提供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库司 (2013)［14］认为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能够作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传导工具。牛霖琳、洪智武和陈国进 (2016)［15］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投债风险通过 “避风港效应”和 “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影响国债收益率，当城投债风险上升时，国债价格被推升，中短期预期收益率下降，城投债风险可能引致系统性风险，增加国债收益率中的风险溢价。卢霖和刘卓识 (2017)［16］研究认为，我国偏低的中长期国债利率主要反映了未来短期利率预期偏低，中长期收益率波动性主要来自于风险溢价成分，而风险溢价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

推动国债收益率曲线基准利率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不能仅靠改进编制方法就能够解决，还要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本文将从影响国债收益率曲线形成的体制因素入手，分析我国国债市场及制约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发展和完善的现状和问题，并试图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提出 “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可行策略和建议。

学术论文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