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论坛2020在广州举行。论坛主题为迈向“十四五”的新发展格局与大湾区融合发展。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指出，“十四五”期间中国发展既有美好前景，也面临重大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债务灰犀牛。疫情冲击下，全球范围内债务攀升。其中，政府债务攀升最快。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杠杆率超过了100%。中国显性的政府杠杆率只有40%多。如果仅从这个数字来认识中国的债务结构和风险是远远不够的。但在中国，实体经济总债务中，企业债务占六成；企业债务中，国有企业债务占六到七成；国有企业债务中，近一半为融资平台债务。据此，我们可以重新“解构”中国的债务灰犀牛：即私人部门（居民+非国企）杠杆率与公共部门（国企+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杠杆率。中国公共部门杠杆率大大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而这一点是与世界其它国家（除日本）有着显著的差异：就全球而言，公共部门杠杆率高于私人部门杠杆率达60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的债务风险向公共部门集中。引发的思考是：我们在杠杆率的配置、信贷资源配置方面是否出了问题？如何化解这个问题？

如何应对新发展格局下的债务风险？一是创新驱动，创新会带来效率提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稳（去）杠杆。二是消费驱动。在国民收入基本格局不能大动的情况下，消费驱动只能依赖信贷扩张，从而带来债务攀升。这是发达经济体一直在做的事情。因此，要在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第一是要真正推进收入分配的改善，因为收入差距是信贷扩张冲动的重要诱因。第二是金融科技要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当前的金融科技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杠杆率攀升得更快了）。第三是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刚兑，让传统的公共部门债务积累方式无法为继，这样才能形成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的“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