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举办了第402期《金融论坛》。本期论坛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研究员为主讲嘉宾，就《中国的生产率悖论》作专题报告。论坛由金融所所长张晓晶研究员主持。

首先，蔡昉老师回顾了中国劳动力人口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并提出两个事实。第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在此之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红利消失不仅仅是劳动力短缺以及其所带来的工资上涨，也带来人力资本改善减慢、投资回报率下降和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等问题，更使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即生产率下降）。第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进入了减速阶段。当前，中国经济已不再由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来支撑，必须转向生产率驱动，但劳动生产率遇到了技术赶超后发优势减弱、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停滞、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等诸多问题。从劳均GDP和年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即劳动人均GDP）在不断提高，但是提高速度（年实际GDP增长率）却在刘易斯拐点（2004年）之后趋于下降。

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同时生产率增速也放慢，就是一个需要破解的悖论。蔡老师系统阐述了以索洛命名的生产率悖论以及可以解释索洛悖论的两个因素。索洛悖论就是“处处感到身处计算机时代，惟独在统计中见不到生产率提高”。可以解释这个悖论的两个因素：第一是部门内资源配置僵化。一般而言，企业之间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的生产率同步提高，只有将那些生产率差、达不到平均水平的企业淘汰掉，企业的整个生产率才会提高。但中国的有些企业存在着各种寻租行为，寻求地方政府的保护和补贴，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生产率低下的企业仍然存活，甚至还会产生一批僵尸企业。第二是部门间资源配置退化。目前，中国最大的产业分类就是一二三大产业。一般来讲，如果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一产向生产率高的二产或三产转移，生产率就会提高，而如果劳动力从生产率高的二产向生产率低的三产或一产倒流，生产率就自然会下降。而事实上，中国已经出现了由此导致的生产率倒退现象。

蔡昉老师从制造业比较优势和比重、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等角度解释当前要特别关注生产率问题的原因。世界银行按照人口转变阶段特点将世界各国划分为前期人口红利、早期人口红利、晚期人口红利和后人口红利四个阶段，人口红利主要集中在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这个变化过程来看，随着人口红利从无到有、再到消失，制造业比较优势（比重）、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均呈现倒U字轨迹。具体而言，制造业比重在人口红利充足时期（即工业化加速推进时期）达到最高点，而在此之后开始下降（中国已经从2006年开始了制造业比重下降过程）；生产率在人口红利充足时期提高最快，这是因为在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发掘，就意味着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到非农产业，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被工业化过程所吸纳，形成疾风暴雨式的资源重新配置；GDP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也表现出一致的势头。蔡老师随即给出了一个判断，中国很可能在尚未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晚期人口红利阶段，进入到后人口红利时期。

蔡昉老师系统梳理了生产率悖论的分歧点和一致结论。第一，从“技术性质说”来看，戈登和科文认为以1940年为界，之前与之后的70年技术革命，在根本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生产率分享方面具有巨大差异。“新经济”无法比拟以往的伟大发明，还伴随着阻碍增长的不平等、教育、人口和财政等问题。当然，他们二者的观点也略有不同。其中，戈登认为1940年之前的技术进步具有革命性，而在此之后的技术进步并没有那么强的革命性，而科文认为早期的技术进步更具有分享性，后来的技术进步更偏于资本收益。第二，“技术断层范式”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索洛悖论已经得到解决，并改写了索洛悖论：即生产率统计中处处有计算机（作用）；第二个观点认为计算机赋能的机器、机器人(11.040, -0.07, -0.63%)等自动化设备日益替代传统的劳动力，导致劳动者面临着各种壁垒，工资议价能力有所下降，就业减少，劳动者地位降低；第三个观点认为美国生产率增长与平均工资增长日益脱钩。第三，从最近的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来看，他们并没有确定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但他们肯定的是生产率提高由就业萎缩所导致（近乎“资源配置退化”解释）。也就是说，在生产率提高的那些行业中就业会减少，而就业机会的减少会使更多的工人回到生产率低的行业中，因此生产率在总体上其实是退步的。

基于以上分歧点和一致结论，蔡昉老师提出阻碍进入和退出必然会抑制生产率的观点。第一，从资源配置僵化来看，当年日本僵尸企业的盛行就是资源配置僵化的典型案例。第二，从资源配置退化来看，美国的企业具有典型的资源配置退化特征。根据研究，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这种进入和退出以及生存与死亡即优胜劣汰，对美国生产率提高做出了1/3到1/2的贡献。但是，越是赢者通吃，超大科技企业越具有垄断性，越容易产生阻碍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的现象。进一步来看，美国企业的资源配置退化至少是索洛悖论的原因之一。虽然美国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工业（含生产率低的建筑业），但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却不一定能找到高生产率的服务业岗位。从另一种分类来看，美国的“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既高且增长，“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并停滞，而新增岗位皆来自“非贸易部门”。日本企业也存在资源配置退化现象，表现为日本在制造业比重下降以及劳动力从工业流向服务业的同时，工业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分道扬镳，前者上升，后者停滞乃至下降。这种劳动力流向与生产率提高的背道而驰，自然意味着资源配置退化。

蔡昉老师指出，一些应对经济增长减速时出台的保护和刺激政策，具有降低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后果。第一，增长减速后政策的刺激倾向会导致货币宽松。当前，M2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的现象，表明经济增长减速之后宏观政策的刺激倾向会使货币处于宽松状态。当企业和投资主体面临宽松和宽容的货币环境时，低效率的企业不可避免地获得注资，难以退出市场，处于僵而不死状态。第二，比较优势弱化中的资本深化。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容的产业政策影响下，企业还会主动寻求政府的救助和保护，并试图通过重生乃至脱胎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导致提高资本劳动比的过度提高（即资本深化）。第三，资本深化以就业减少为代价。在就业减少的同时，资本深化会通过增加投入资本来增加制造业产出，可能也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肯定不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今后的经济增长因素来看，就业是负贡献，资本深化不可持续，人力资本改善需假以时日，唯一需要依靠且可持续的增长源泉，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如果TFP得不到提高，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竞争力和分享性就会削弱。第四，资源配置僵化和退化的表现。资源配置僵化表现为企业退出和进入受阻，同一部门企业间的劳动生产率不能趋于均等；资源配置退化表现为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部门倒流到低生产率部门，部门间生产率差异扩大。如果做一个简单衡量的话，一方面，企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变异系数的提高趋势表明僵尸企业难以退出、比较优势企业无法胜出的情形；另一方面，二产和三产在就业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明显分化趋势，或者说就业扩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方向相互背离的现象，说明生产率的提高是更多资本投入和较少劳动投入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五，生产率与工资存在相互背离趋势。其一，制造业资本深化的加剧是更多的资本替代了劳动，造成就业岗位萎缩；其二，制造业工资较高，但很多劳动者人力资本不匹配；其三，探讨鲍莫尔成本病的隐含意思，意味着社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要在社会层面分享（社会福利体系），还应该也可以在产业、行业之间分享，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基于以上分析，蔡老师认为解释中国的生产率悖论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眼，也可以从中提炼政策含义。一是低效、僵尸企业不能退出和死亡；二是资本劳动比提高造成劳动力内卷；三是人力资本回报下降的教育负激励；四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产业基础安装闲置，过度投资造成资本利用率和投资效率下降；五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发展相同的高精尖产业，使用效率必然大相径庭；六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重视流量增长（即GDP增速），忽视了财富和人力资本积累。

最后，蔡昉老师围绕生产率提高模式转换提出四个观点。第一，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帕累托改进。以二元经济发展和收获人口红利为宏观背景，劳动者追寻更高收入的转移同时是资源重新配置过程，故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第二，更高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率提高需依靠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要求优胜劣汰，故不再是帕累托改进。市场主体会以GDP、就业、税收等为借口寻求保护，希冀免于市场竞争，成为“僵化”和“退化”的根源。第三，社会保护托底才能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OECD国家的经验表明，劳均GDP与社会支出占GDP比重正相关，因此从建设社会福利角度促进生产率提高是可行的。所以，中国应从社会层面对人进行普惠性保护，消除从微观层面保护低效率企业、过剩产能、落后产业甚至过时岗位的顾虑，把所有企业推向充分竞争，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第四，提高生产率与共同富裕并行不悖。GDP总量与人均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社会蛋糕会不断做大，而在当前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提高生产率对分好蛋糕提出更高要求，福利社会建设是中国发展的终极路径，也是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

在互动环节，金融所书记胡滨研究员首先抛转引玉，认为蔡老师的演讲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学习体会：如何从国际化视角和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并强调在当前党史教育学习重要时期，全所人员应以此次讲座为契机，深入学习蔡老师严谨的治学理念和治学精神，努力将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做好中国研究，讲好中国故事。接下来，蔡昉老师就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会因资源配置僵化或退化产生新的生产率悖论、解决地方债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的钱从哪里来、如何改善生产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第三次分配以及中国进入福利社会后关注的焦点是什么等问题与金融所研究人员展开了深入讨论。特别是蔡昉老师提到“北欧国家第二次分配做得最好，但第三次分配做得比较差；美国第二次分配做得不够好，但第三次分配可能是做得最好的”，令人印象深刻。

张晓晶所长最后对本次论坛做了简单总结。他认为蔡老师的演讲深入浅出，非常透彻；讲的不仅仅是中国生产率悖论这个当前问题，更是中国发展的未来。他以《蔡昉学术自传》中的最后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号召大家不仅要学习蔡老师的为学，更要学习蔡老师的为人：

古代罗马著名学者加图（又称老加图），是更为著名的政治家小加图的祖父，还算得上是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萌芽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当时罗马盛行给名人建造塑像，却不见有老加图的。有人为之打抱不平，认为他比许多其他人都更应该享有塑像金身的荣誉。而老加图本人却不以为然，也不情愿自己的雕像伫立街头或广场。他的道理是：我宁愿人们诧异“为什么没有他”，而不希望有人疑惑“怎么会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