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对下一代经济学（next economics）有过这样的憧憬：它是微观的并集中在供给方面（这是对凯恩斯的“反革命”），是以生产率为基础的经济学，是兼具“人性”与“科学”的经济学。当然，他也强调，探索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下一代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如果说，强调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突出供给面与生产率，这些恰恰在以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为主力模型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得以全面展现，而经济学在“讲道德”方面也有所进展，那么相比之下，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这个中心议题却未有明显突破。不过，结合整个学界的努力以及本人（及团队）的探索，这方面的进步也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

经济学与金融的对话

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研究之所以难有大的突破，关键在于经济学与金融之间的对话并不顺畅。从学科分类来看，一般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好比处在两个相互隔离的车厢。金融经济学把握了符号经济的最新进展，但它对实体经济、对关联研究不感兴趣；一般经济学在研究二者的关联，但它对金融、对符号经济的新发展关注不够。一项旨在通过学术杂志的引用探讨学科之间交流的经验分析表明：经济学学科（是指与商科相对的广义的经济学）内部的引用率达到90%，而学科之间（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引用只占10%。在这10%的学科间交流中，有87%是经济学对金融学的引用。对金融学而言，其学科内部交流占75%，25%是学科之间的交流。在这25%中，有82%是金融学对经济学的引用。如果再作一下换算，可以说，在经济学中，有8.7%是与金融学的交流（即金融学对经济学的引用）。在金融学中，有20.5%是与经济学的交流（即经济学对金融学的引用）。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作比较，经济学与金融学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算多的了，最近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对于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挑战形成新的对话。并且，在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分析资产定价理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意义，强调金融加速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以及衍生工具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流宏观经济学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为展开经济学与金融的对话提供了契机。

一是重新认识金融的中心作用，“把金融找回来”。

阿克洛夫回顾道，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业改革之后，只要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宏观经济学和金融之间的分工就可能是合理的。那个时候，对金融稳定的主要威胁来自银行挤兑，而存款保险的出现以及银行监管的加强则使得银行挤兑和破产变得不太可能。由此，缺乏金融体系细节的宏观模型几乎不会造成什么损害。但众所周知，后来的金融体系与监管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标准宏观经济学对于金融的“处理”不仅显得粗糙，并且是大大脱离现实了。正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缺乏金融模块(financial block),才使得没法预测危机。

因此，主流经济学的自我救赎就在于“把金融找回来”。Gertler和Gilchrist(2018)从金融摩擦的内生性，金融加速器（或信贷周期）的作用机制，杠杆的作用，居民、企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互动，金融危机的非线性影响等方面，从理论与经验两方面梳理了近十年来学界对于“大衰退中的金融因素”的探讨，呈现宏观经济学的最新进展。Kaplan和Violante(2018)回应了代表性代理人假定，梳理了异质性代理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即所谓HANK)的进展。大衰退源于住房与信贷市场。而住房价格的崩溃对于不同居民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这取决于其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因房价下跌导致）财富缩减转化为支出下降的程度，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而后者异质性很强且与居民获得流动性的能力有关。最终，总消费需求的下降以及与此同时银行向企业贷款的下降，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收缩，这对于不同职业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的影响是非常不平衡的。基于收入与财富不平衡长期上升背景，这一效应会凸显。由此，资产组合的构成、信贷、流动性、边际消费倾向、失业风险以及不平衡，所有这些问题都构成大衰退的原因。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在传统的代表性代理人模型中讨论。异质性代理人模型即所谓HANK的主要经验之一可总结为：不可保险的特定冲击，加上借贷约束的存在，意味着不同的家庭，即使他们在冲击之前看起来是一样的，在任何时间点可能都有非常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结果，总冲击的宏观经济影响将被放大或减弱，这取决于冲击（及其引发的变化)影响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方式。

二是从机制上刻画金融危机的重要特征：小冲击大影响。

在新古典模型中，假定冲击是给定的（外生的），冲击的传播机制很大程度上是线性的，即经济体在受到冲击后最终都会恢复到其潜在水平。基于这样的假设，人们将向量自回归(VAR)视为捕获这些动力机制的简化形式，可以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以拟合和解释该简化形式，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结构性解释。但金融危机在许多维度上都不符合这种对波动的描述。罗默①批评道，那种将冲击视为外生的做法类似于存在了上百年的“燃素说”(phlogistons)(即认为物体之所以会燃烧是因为含有燃素)，这种做法是可笑的，应该从经济主体自发行为出发，从内生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进一步，金融危机的特征是基本的非线性和正反馈，因此冲击被强烈放大而不是随其传播而衰减。最典型的例子是银行挤兑，其中小幅震荡，甚至根本没有震荡，导致债权人或储户挤兑，并使他们的恐惧自我实现。金融动荡或危机与多重均衡相关，或者至少与小规模冲击的巨大影响相关。

Boissay等人分析了拥有银行间市场信息不对称特征的真实模型，其中一系列小规模冲击可能会使经济朝着多重均衡的区间发展，包括以银行间市场冻结、信贷紧缩和长期衰退为特征的均衡。Galí探索了交叠世代新凯恩斯模型中由随机泡沫驱动波动的可能性。Basu&Bundick分析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非线性版本，巨大而持续的下滑是由于总需求和（内生）波动之间的强烈反馈，而这又是由预防性储蓄与零利率下限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

我的学术拼图

和主流经济学的自我救赎相比，我的研究或许没有那么前沿和“高大上”了。对二十多年来学术积淀所做的梳理—一姑且称之为“学术拼图”，不过是想印证一下，那些偶尔旁逸斜出、“杂七杂八”的研究，大体上围绕着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这条主线，也算得上是不忘初心吧。

符号经济研究的缘起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两篇论文，一篇入选1994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与中外证券市场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另一篇实际上是当时的硕士学位论文。后来坚持以符号经济为题做博士论文也是有这样的渊源。博士毕业以后申请到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是关于符号经济的。

在北大做博士后期间，去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借着读博时的那股冲劲，猛学了一阵金融经济学。但说实话，并没有参透。从博士后出站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已经跨入新世纪了。

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大体围绕宏观经济分析，而且不少是对策性研究。符号经济虽不忍放弃，但总感觉无处安放；因此，某种程度上是与符号经济拉开了距离。没想到这种疏离，却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从更深层次向符号经济研究回归。比如，最初局限于就符号经济论符号经济，感觉没法深入，原因在于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这一分析框架的深义。现在是透过宏观—金融关联来探讨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稳定。譬如，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扭曲与宏观稳定，次贷危机对内地与香港股市的冲击，开放视角下国家综合负债风险与市场化分担，外部冲击与中国的通货膨胀，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等等。这些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在探讨开放条件下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豁然开朗，感觉找到符号经济研究的抓手了。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是国家资产负债表与宏观经济分析新范式。

一是国家资产负债表与宏观杠杆率研究。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始于2011年，大的背景当然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有关。目前已经编制出2000一2019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分别于2013年、2015年、2018年、2020年合作出版了四部中文专著，并发表多篇研究论文。说起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也是非常有缘分。博士论文中对于戈德史密斯有关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观点颇多引用，对他提出来的“金融相关率”(the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也多有发挥，可当时却不知道他还是系统编制美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第一人。事实上，他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研究与他对美国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几乎同时，都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而且，如果没有资产负债表研究与相关数据支持，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研究恐怕也无法展开。这些是我在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过程中第一次了解并深感震撼的。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为从存量视角探讨宏观经济运行奠定了基础，这是对传统的流量视角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大革新。无论是凯恩斯的模型，还是早期的统计体系都是只考虑了经济流量，而忽视了资产负债表这类存量指标。随着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取得进展，一些发达经济体建立起了一整套同时反映存量和流量的国民账户体系。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利用资产负债表恒等式来构建经济模型。我与研究团队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并引起国际主流学界的关注。比如，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视角，不仅关注债务，还关注资产（或财富)，可以更好地评估和应对债务风险；通过国家资产的结构与国际比较，揭示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提出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是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运用资产负债表方法（特别是国民财富方法），从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关联的角度重新定义了金融风险与金融稳定；资产负债表数据可以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及其相关操作。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的一个“自然延伸”就是宏观杠杆率估算与分析。宏观杠杆率（债务/GDP)是十分重要的风险衡量指标，危机以来为监管当局高度重视。目前我们编制了自1991年以来至今的季度宏观杠杆率数据（并于2017年以来每季度发布）。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包括150年来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对中国债务积累、风险集聚及体制原因的深刻剖析。这些都为解开特纳的谜团（即信贷密集度为何上升)提供了思路。

二是宏观经济分析新范式。

当前的宏观分析范式，总体上遵循凯恩斯所开创的总需求分析传统，以DSGE模型作为主力模型来讨论经济波动的来源、影响机制并提出稳定化政策的建议。危机以来，这一分析范式备受诟病。其根本缺陷在于：对于金融复杂性的重视和刻画，对于存量与结构指标的关注与运用，以及对于风险问题的认知，都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如此，宏观经济分析新范式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即通过资产负债表这样存量的视角，充分揭示宏观金融关联，构筑宏观经济学（分析）的金融支柱；这一分析范式的变化，还包含着对于主流方法的批判和对非主流方法的借鉴，比如后凯恩斯主义，存流量方法以及现代货币理论等。

聚集宏观经济分析新范式，我欣喜地发现：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研究又有了新方向！首先，关注金融周期。金融周期理论的兴起意味着金融（包括信贷与房地产等）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一般商业周期。金融周期与真实周期（真实经济周期即RBC)相对，某种程度上是在“复活”凯恩斯的符号决定论。其次，新范式分析革新和深化了传统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净出口分析，并为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第三，“在险增长”(Growth at Risk,即GaR)研究是新范式分析的最新尝试：通过大量基础指标合成的金融条件和宏观金融脆弱性指数来刻画我国宏观金融的周期性特征；将金融风险与经济增长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中，从当期的风险概率分布及跨期的风险替代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环境（风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上简要回顾，与其说这是我个人的学术拼图，还不如说是我和我的团队多年来共同的研究探索。这些努力，旨在促进经济学与金融对话、拓展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研究。目前看还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回溯学术源流，致力于打通经济学与金融并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大家不乏其人，比如阿罗、德布鲁、莫迪利安尼、萨缪尔森、托宾、斯蒂格利茨等。下一代经济学期待着更多有志于此的学术大家的出现。我辈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