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保六”之争和意大利“反对无意义产出缺口”运动，其核心都在潜在产出的理解和测度。以实体均衡、货币中性为基础的潜在产出框架，遭到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和低利率的挑战，开始从严谨的均衡论转向灵活、务实的可持续观点。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保六”之争作了全面回应。我国宏观调控的原则更偏向可持续观点，金融稳定是其重要目标，宏观杠杆率是重要观测指标。从其传播范围和持续时间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不能简单视为短期外部冲击，其影响正在朝着更加不确定和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我国在进一步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对冲力度的同时，仍需要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稳定宏观杠杆率。

一、引言：潜在增长率之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对我国和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其影响完全可以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是需求冲击，新冠疫情则是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迅速将经济活动压缩到非常低的水平。新冠疫情的传播范围和持续时间也丝毫不逊色于全球金融危机，在短时期内就形成全球爆发的态势，很多国家和地区至今未能有效控制。从其传播范围和持续时间看，新冠疫情已经不能简单视为短期外部冲击，其影响正在朝着更加不确定和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从新冠疫情爆发前35家机构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看，最大值为6.2%（华泰证券），最小值为5.5%（Davy Group），平均值5.91%。其中，国内19家机构的平均预测值为6.02%，国外16家机构平均预测值为5.78%，相差0.24个百分点。国内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较有信心。这种经济增长预测上明显的“内外有别”，并不意味着对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国内存有更多共识。由于2019年三季度触及了6%这一敏感的整数关口，国内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争论变得激烈起来。一场事关“保六”的争论逐步展开，其“实质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达到了潜在增长率”（姚洋，2019）。

这场潜在增长率之争的双方可谓势均力敌。争论的一方认为，我国潜在增长率高于6%，当前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立场最显明的是张立群（2019）。他认为，我国经济的潜在经济增长仍然在8%以上，即使增长率达到8%，也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处于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格局。姚洋（2019）和余永定（2019）虽然没有给出具体数字，但也坚定认为我国潜在增长率高于6%，当前的增长已经低于其潜在水平。刘伟、范欣（2019）的测算结果是，我国潜在增长率2015-2020年为7.63%，2021-2025年为7.29%。争论的另一方则认为，我国潜在增长率低于6%，当前经济增长仍然高于潜在增长率。刘世锦（2019）指出，我国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在5%~6%之间，这种增长阶段转换是符合规律的。而且，未来我国要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其实很不容易，难度相当大。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9）的测算表明，2019-2023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为5.7%。徐忠、贾彦东（2019）的测算结果是，我国潜在增长率2019-2024年为5.5%，2025-2029年为4.6%。

2019年欧洲也爆发了一场潜在增长率之争，其激烈程度更甚于我国的“保六”之争。争论的双方是欧盟委员会和意大利。欧盟委员会对意大利经济的评估显示，其2019年和2020年的产出缺口分别为GDP的-0.3%和-0.1%，表明经济增长只是略低于其潜在水平，没有实施财政刺激的空间。但是，2019年意大利的失业率为10.9%，年轻人失业率更是高达30%，经济处在一种准危机状态。这种强烈对比使得欧盟委员会遭受很多批评，有人甚至发起了名为“反对无意义产出缺口”的社交媒体运动（campaign against ‘nonsense’ output gaps, CANOO）（Heimberger，2019）。这场争论其实是欧盟和意大利有关债务和公共预算冲突的续篇，由于牵扯到潜在增长率和产出缺口测算，使得相关概念和方法再次被严格检视。确实，一旦与政策制定相联系，经济理论和经济度量就有了力量，但这种力量不能被滥用。Tooze（2019）尖锐地指出，欧盟委员会的产出缺口估计就是利用经济学的技术手段来追求政治目标。

无论是我国的“保六”之争，还是欧洲的“反对无意义产出缺口”运动，对施政者而言，其症结都在于对经济下滑性质的认定。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视角看，经济下滑可能是潜在产出下降造成的趋势性下滑，也可能是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短期下滑。不同性质的下滑对应不同的产出缺口，不同的产出缺口对应不同的政策选择。错误认定导致错误政策，而错误政策往往代价巨大。比如，如果将潜在产出下降错认为周期性因素而采取扩张政策，其结果可能是通货膨胀失控，也可能是低利率和高杠杆的棘手组合（Bakker，2019）；如果将周期性因素错认为潜在产出下降，不够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加剧经济恶化，藉由自我强化的反馈回路，甚至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自我实现，从而损害长期增长（Heimberger & Kapeller，2017；Fatás，2019）。

遗憾的是，关于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的测度，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并没有提供简明的操作规范。相关理论基础并不坚实，度量标准也远未统一。即使是专业人士有时也对潜在产出有着不同理解，不同方法、不同机构测算的产出缺口有时更是相去甚远。导致欧、意之争的主要原因是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也就是说，高失业并没有伴随高强度的通货紧缩。因此，争论的本质就是在潜在产出估算中，以致在政策目标考量中，到底是失业重要，还是通胀重要。意大利主张前者，欧盟则主张后者。这有些像Okun（1962）和Friedman（1968）之争，有点“复古”的意味。导致我国“保六”之争的原因和欧、意之争有相同之处，那就是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价格没有提供明确的政策信号（汤铎铎、张莹，2017）。不过，我国和意大利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力市场也没有发出明确信号。因此，我国“保六”之争背后已经不是简单的通胀通缩、就业失业，而更多涉及资产价格和信贷/债务；政策建议也不仅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松紧，而是涉及去杠杆和防风险政策是否过度（姚洋，2019；彭文生，2019）。既然通胀和就业没有提供明确政策信号，那金融因素就自然而然地进入相关讨论，使得这场争论更为“现代”。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引入金融因素，这已经是后危机时代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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