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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将有效摆脱经济困局
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消除行业进入壁垒和地区经贸壁垒,扩大市场容量,增进要素流动;继续减税降费,降低居民和企业负担,鼓励消费和投资;继续积极稳妥去杠杆,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避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坚持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略,在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同时,也要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再次重申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六稳”,则表明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需要积极应对。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的权衡,或者说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权衡,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经济议题的主轴。
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已是不争的事实。消费和投资增速处在历史低位,部分企业和行业经营困难,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处境艰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金融市场格外惨淡,各类资产普遍收益不佳。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杠杆率依然较高,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居民净财富相对下降。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晦暗不明,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等议题持续发酵,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使得我国以“一带一路”为引领的开放战略面临巨大挑战。
一、本轮经济下滑三大背景因素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多个周期,多次面临经济下滑的艰困局面。每次经济下滑都有不同的背景和原因,只有厘清了经济下滑背后的主要驱动,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应对。本轮经济下滑有三大背景因素,反映了近期我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特征,需要格外关注。
第一是实体经济的低波动。2015年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15个季度维持在6.5%到7%的狭窄区间,通货膨胀率则维持在2%上下。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谈话指出,“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我要强调的是,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这是决策层对我国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经济走势的定调,也是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所谓稳增长,就是要把经济增长稳定在这一范围内,我们不再追求更高的增长,同时,更低增长的容忍空间也非常有限了。
第二是金融业膨胀和金融体系复杂化。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及随后我国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以来,我国在传统银行业务之外迅速成长出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到2016年,整个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已经和传统银行业务相当。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以规避监管为出发点,随着监管的跟进又会不断演变。这种金融业内部层层嵌套的复杂结构,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也对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新挑战。正如一位央行官员所指出的,“近几年中国金融体系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化程度,均非线性地迅速上升。金融业态呈现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化’、房地产金融化、非银机构‘银行化’等新特点,这些变化超乎业界、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想象。”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金融业膨胀和金融体系复杂化不但会提高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还会加剧贫富不均,尤其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动摇经济发展的根基。我国自2015年就开始了去杠杆进程,此后逐渐加码,取得了一定成效。无论是去杠杆还是所谓金融去杠杆,其实质最终都是影子银行的规范和治理。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伤及实体经济,尤其是在信贷获取方面本来就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因此,去杠杆是一场复杂的攻坚战。
第三是外部经济竞争的加剧。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经历了全球化的黄金期,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制造业能力和科技水平的进步,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不断攀升,我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日益加剧。今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正是这种竞争激化的标志。世界银行在本世纪初提出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出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展战略需要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增长停滞,导致经济、社会问题丛生。世界银行的研究特别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会被挤在夹缝之中,一边是作为竞争对手的低工资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成熟工业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边是作为创新者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那些正经历着迅速技术变化的产业领域中具有巨大优势。”因此,所谓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就是进入技术创新领域,从已有的发达经济体那里分一杯羹。以我国的体量和发展速度,无疑会对现有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从而遭受各种反弹和责难。
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在内部金融风险累积、外部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能够将经济增长维持在中高速的L型阶段,无疑是非常理想的结果。在近期各类冲击叠加共振,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六稳”从实体、金融、对外和预期四方面入手,以期扭转悲观预期,在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内外平衡等多个目标间达成较好折中。此外,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新提法在业界和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对此决策层应该是有所体会的,值得进一步解读。
首先,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企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根基和源泉。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明星企业,也在一些产业和技术领域实现了赶超。详加审视就会发现,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在基础科学和原生技术创新方面还有差距,但是在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开发方面已不遑多让。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消费市场为技术商业化提供了激励,也为创业企业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市场的深度和容量为商业应用提供了大量的及时的反馈,加快了技术改进步伐。而且,处于快速发展经济体中的消费人群,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也习惯于不断改变。相反,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模式相对稳定,消费习惯固化,改变起来更为困难。
其次,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持续推动经济开放的底气,也是国际经济博弈的重要筹码。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2017年货物贸易进口近2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近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次超过1亿,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不断增长的经济体量和强大齐全的产业配套能力,使得我国经济充满活力,无论是对国外的资金、企业还是人才,都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在国际经济竞争和博弈中,强大、稳定和繁荣的国内市场,无疑是获得谈判优势的重要筹码。
最后,继续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走出我国当前经济困局的有效途径。我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最大成就是解决了十多亿人的就业和生计。人口众多并不是优势,有就业有收入有消费能力的人口众多才是优势。稳住就业才能稳住收入。稳住金融,降低消费者负担,避免贫富差距过大,才能稳住消费。稳住消费,才能稳住国内市场,也才能稳住投资、外资和外贸,扭转悲观预期。可见,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整个传导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一是要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消除行业进入壁垒和地区经贸壁垒,扩大市场容量,增进要素流动;二是要继续减税降费,降低居民和企业负担,鼓励消费和投资;三是要继续积极稳妥去杠杆,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避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对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摩擦的表述和定调,无疑将是各界关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焦点。面对当前的经济局面,在“六稳”之外,是否会继续出台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否有更具体的措施,也都非常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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