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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升温透视出发达经济体背后因素
2022年,全球通胀形势陡然升温。截至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大于10%的经济体超过40个,大于5%的经济体超过80个。其中,黎巴嫩和委内瑞拉的CPI同比涨幅分别高达211%和167%,土耳其为61%,阿根廷为45%,都处于高位。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看,6月份美国CPI同比上涨9.1%,欧元区为8.6%,日本为2.4%。我国6月份CPI同比上涨2.5%,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而包括我国和日本在内,全球目前CPI低于3%的经济体不足20个。
全球通胀升温引起各方普遍担忧。6月21日,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索英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采访时指出,通货膨胀是其最担心的问题,是全球经济的最大“毒药”。同日,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社交媒体发声,认为在不造成经济疲软的情况下,美联储没有任何办法对抗通货膨胀,从长期来看,美联储很可能会走一条中间路线,采取“滞胀”的方式。6月24日,在美国2022年第四条款磋商新闻发布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应对通货膨胀是美国政府目前首要任务,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道路是狭窄的。
很多研究从供需两方面出发,指出本轮通胀的直接原因:一是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导致的供应链危机,使全球经济供给侧出现短缺;二是主要经济体的量化宽松和财政救助政策,使全球经济的需求侧出现膨胀。
然而,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当前通胀,要从更长时段进行分析,也要注意发达经济体政策背后的真正意图。
首先,当前发达经济体的高通胀,是其政府前期为应对“高低不平”经济困局而作出主动政策调整的结果。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存在一个70年左右的“杠杆—利率”周期。周期顶部的主要特征是高杠杆、低利率和不平等,可称之为“高低不平”的经济困局。上轮周期的顶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平稳过渡得益于战后繁荣和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30多年里政府完成了去杠杆,利率也飙升到高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获得巨大空间,贫富分化也大为缓和。从里根—撒切尔时期开始的30多年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步步压低利率,宽松的财政政策使政府负债累累,在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消耗殆尽之际,贫富差距也再次拉大,从而又一次进入“高低不平”的困局。
当前无论是供给侧的供应链危机,还是需求侧膨胀,很大程度上都是发达经济体实施财政政策主导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宏观政策,以及改变贸易和投资政策、强行扩展政策空间的结果。高通胀意味着新一轮调整已开启,通胀和利率只是“指示器”,真正重要的调整是政府债务能否消减,贫富差距能否弥合,这些调整都需要付出时间和成本。
其次,温和通胀是化解当前经济困局的有效手段,发达经济体政策当局实际上一直在诱导甚至放任通胀的出现和恶化。在2021年美国通胀初露端倪之际,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屡次表示通胀是暂时的,不足为虑。然而,在通胀持续恶化后,他不得不收回这一说法,被认为缺乏经济判断力。此后,杰罗姆·鲍威尔与各方沟通时屡次出现观点的转向和模糊,被认为左右摇摆、不够坚定。各方普遍认为,就目前的通胀形势而论,美联储无疑行动过慢,要对通胀的升温和恶化负责,美联储也一直被指责“落后于形势”。近期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也主动认错,承认自己此前对通胀形势判断有误。
美联储主席和美财长的表现,与陡然升温的全球通胀相映成趣,也体现出当前通胀背后的复杂成因。从实际结果看,在通胀尚未形成和初露苗头的时候,主要发达经济体诱导甚至纵容通胀。而在通胀已经比较严重的时候,主要发达经济体则表现出非常高的忍耐力,迟迟不开启紧缩进程。直到近几个月,主要央行才先后表现出抑制通胀的姿态。正如美联储在其2022年6月份《货币政策报告》中所透露的:“通胀预期的上升对日本和欧元区等近几十年来通胀持续低于目标的经济体来说可能是一种可喜的发展。”其实,同样的评论也完全适合美国,可以解释美国当局面对通胀时的反常行为。
揆诸历史,本轮始于美国的全球通货膨胀,为40多年来所仅见。主要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出现明显通胀,势必引发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调整,而这又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较大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本文发表于经济日报,2022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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