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独立性应加强，广义信贷可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殷剑峰   时间：2017-02-16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迅速扩张，中国金融体系正被分割为传统的银行部门和非银行金融部门。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称，中国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因此迫切需要改革金融监管架构，如提升央行地位并加强其独立性；同时，当前新增信用扩张更多依靠影子银行，因此应将广义信贷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强化对其监测。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并指出，虽然非银行金融部门的扩张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两者间缺乏顺畅的传导渠道，且面临客户同质化，可能加剧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两块，一个是做存贷款业务的传统银行部门，一个是存贷款之外的非银行金融部门。”他称，“负债方，非银金融部门是相对存款之外的理财，基金等，在资产方，则是对应贷款之外的信托、资管计划等。”

事实上，金融体系的分割并非中国独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6年10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持续的金融创新、金融危机后脆弱的银行资产负债表、经营模式的转变以及银行监管的加强，都使得美国、欧洲及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非银行机构重要性大幅提升。

但殷剑峰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最大不同的在于，中国的传统银行体系及影子金融体系两者间缺乏顺畅传导渠道，且在底层面对同样的客户群体--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非银行金融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趋势，但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这个体系是很脆弱的。”他称。

他并提到，其他国家在上层的金融体系是打通的，底层的客户也是开放的。“比如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直接盯住货币市场基金利率，贷款则在存款的基础上加成，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两块业务是打通的。”

但在他看来，中国短时间内无法解决金融市场割裂及底层客户同质化的问题，对于前者，中国存贷款业务仍受到包括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资本充足率等方面严格的管制，其中，基准存贷款利率依然是货币当局的操控工具，而非银行金融业务受到的管制和约束则少得多；对于后者，地方政府对经济参与程度高亦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提高央行独立性，强化影子金融监管

殷剑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架构的调整确有必要，包括提高央行的地位并加强其独立性。

“非银金融在过去几年迅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央行的地位比较低，央行能够调控的只是存贷款和基础货币，这使得央行对整个宏观经济金融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他称。

IMF在上述报告中指出，非银行机构金融中介重要性的上升加强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且似乎非银行金融部门越大，货币政策的效力就越大，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变得日益重要。

“所以一定要把宏观审慎系统性风险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殷剑峰称，“央行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独立，地位抬高也是必然的。”

不过，他也坦言，中国央行难以具备像美联储那样的独立性，“但至少应该比现在更高些。”

有接近央行人士指出，虽然目前各部门都会对风险进行度量，但主要关注本行业的风险；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金融危机后，都有一个统领部门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综合考虑。

将广义信贷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殷剑峰建议，鉴于近年来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令信用总量与货币总量（M2）关系脱离，以控制“货币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效力大减，因此宜进一步强化对广义信贷的监测。

“银行信贷占信用总量的比重由2008年底的78%下降到2016年三季度的不到60%，而包括‘直接融资’、“影子银行”、‘银行的影子’在内的非信贷信用占比则上升到近40%。”殷剑峰称。

与此同时，金融部门内部融资活动规模上升较快：中国全部债务融资金额为260万亿，其中金融部门内部融资高达87万亿，占比为33%。

“三分之一的融资活动是金融部门内部的游戏，...就像春节期间互发微信红包，你发给我，我发给你，虽然收到的钱并没有增加，但微信红包的交易量上去了。”他称。

他表示，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已经从简单的间接融资体系转变为复杂金融体系，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再无法完全依靠货币量。”

但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无法以利率为中间目标，因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传统银行和非银行金融部门尚未打通，如高额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利率反映市场供求的障碍，金融市场利率和银行存贷款利率之间存在隔阂，利率传导渠道不畅等。

“因此，货币政策机制还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应该进一步强化对广义信贷（信用总量）的监测。”他称，再逐步撤出阻碍利率市场化的障碍，理顺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最终使货币政策目标从以量（货币量、广义信贷或信用总量）为主过渡到以价（基准利率）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