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实践看，不同国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方式、程度不同，对其货币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铸造强大的货币，需要重视并不断调整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以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最优化。

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强大的货币位居金融强国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之首，货币与财政政策二者的协调配合对构建强大的货币具有重要影响。从国际实践看，不同国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方式、程度不同，对其货币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异。主要国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及其对货币产生的影响等历史经验，对我国铸造强大的货币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一、货币财政政策协调对于铸造强大的货币具有重要作用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当前各界对二者协调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央行对国债的买卖、财政部对国债的规模和结构管理与央行货币政策的配合、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及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宽松与紧缩的配合等方面。其中，央行购买国债是二者协调的一大关键内容，国债管理是二者协调的关键领域。整体来看，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有助于铸造强大的货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增强政府对货币的调控力。通过央行直接或间接购买政府债券，可以将国债与央行的货币发行机制联系起来，从货币发行层面强化货币作为国家信用的属性，为央行建立稳定的货币发行准备资产，财政部也通过国债发行与赎回参与调节货币流通。因此，通过二者的共同配合可以干预货币供给与流通，并通过政策传导实现对金融和经济的调控。

第二，共同维护货币声誉。价格稳定与财政实力和财政稳定都是国家货币声誉的重要体现，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是实现强大的货币的重要内涵。同时，二者配合存在约束条件，需要与国家实力相匹配。一味奉行债券货币化而超发货币，过度透支国家信用，轻则将出现通货膨胀，伤及经济根本与货币稳定，重则可能遭受国际投资者抛弃，丧失国际货币体系的强者地位。

第三，构筑强大的货币的综合条件。在巩固强大的货币的金融体系支撑方面，由央行或者财政部在政府债券发行、利率调控以及国债收益率曲线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将促成国债利率成为各类金融资产的定价基准。在建立强大的货币所需的稳定金融环境方面，央行和财政部均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货币流动性供给与财政资金支持担保的政策协调配合也有助于金融稳定的实现。

二、货币财政政策协调的国际镜鉴

（一）全球主要国家货币财政政策协调的共同经验

全球主要国家普遍重视国债管理制度建设。国债管理是货币与财政政策配合的关键领域，全球主要国家皆不断优化相关管理制度。在美国，1951年美国政府债务管理与货币政策分开，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财政部通过国债发行与买卖以及国库现金管理等活动，共同调控国债利率及收益率曲线。相对而言，德国联邦银行对国债管理的影响更加显著。历经多次调整，作为财政代理人的德国联邦银行，在代理政府债券发行、利率调控以及国债收益率曲线方面发挥全面作用。此外，国债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息息相关。在财政部和央行关系较为密切的美国和英国，发达的国债市场进一步增强了其他债券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有助于金融体系的全面发展。

强大的货币的形成路径建立在本国国情与制度发展基础上。由于历史情况、法律体系、经济条件以及在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等因素的差异，各国财政部和央行关系的密切程度不尽相同，最终对货币产生的影响也截然不同，这一点在美国与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法律方面来看，作为海洋法系的代表，美国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强调规则制定与相机抉择的相互配合，二者配合的方式、工具和时机更为审时度势，具有灵活性；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则表现为有明文法律可依，强调货币财政政策配合应符合货币稳定和财政纪律要求。从货币地位来看，美国财政部和央行相互配合，是基于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而建立的。而德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相对疏离，主要是由于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德国始终无法回避美元的溢出效应。从思想基础来看，德国央行与财政部的关系主要基于秩序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责任无限制原则。美国在美元称霸全球的过程中，央行和财政部的配合体现了“美国至上”的实用主义，从一战之后央行独立性的增强到当前量化宽松政策的央行独立性削弱，无不表现出行动主体的主动调整和实践，强调了关注行动本身带来好的效用与结果，重视短期利益与回报。

（二）主要国家各自的经验与教训

美元成功问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债务货币化具有推动作用，但这一政策也产生了较大风险。一战期间，美国通过央行与财政部配合支持商业银行对欧洲的债务融资，顺利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货币。此后，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愈加密切。1933年，美国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允许美联储以政府债券为担保发行联邦储备券，通过央行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开启主权信用的货币供给模式，实现了全球范围的美元流通机制，通过调控美元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溢出效应。不过，债务货币化并非万全之策。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之后，美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时，也引发了较高的通胀风险和潜在的金融风险。

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衰落表明，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政府债务货币化难以持续。一战之后，英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重，英国过度的债务透支失去相应的实体经济基础支撑，财政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有效，经济滞胀导致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一再跌落。

二战后德国马克一度强大，主要归因于德国保守的货币财政配合及其对货币稳定的追求，但这一政策也限制了其金融市场的发展。二战之后，德国为了实现货币稳定，建立了相对独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关系，强调了货币稳定的首要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期，德国央行逐渐放弃了盯住不断贬值的美元，将政策重心放在控制通货膨胀，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价格秩序，这也使得德国马克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大通胀”环境中逐渐建立了货币信誉，迅速成为国际第二大货币，此后德国更联合欧洲各国创立了欧元。然而，维护货币稳定和债券货币化的严格约束限制了德国国债市场的规模与发展，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金融市场发展远不如美国发达的原因之一。当前，相对落后的金融体系对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形成拖累，也不利于为创新产业提供资金支持，这正是目前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对我国的政策建议

从上述几个主要国家货币的发展历程来看，铸造强大的货币，需要重视并不断调整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以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最优化。有鉴于此，笔者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立足国情建立协调机制。我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应建立在国情基础之上。在当前美元指数仍高居不下、对新兴经济体汇率产生持续压制下，央行在购买国债的同时，应关注扩大国债发行对货币供给和汇率波动的影响，以及对资本跨境变动的影响。在加强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努力在协调中实现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内外双重货币稳定的最优组合。

第二，在实践中完善协调机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涉及法律规章、沟通机制、具体操作等多个方面。从各国经验看，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随着国内外形势不断调整，相关机制在法律框架之下不断实践与磨合中形成。我国应以央行购买国债作为切入口，建立相应的协调工作机制，接下来就经济增长、货币稳定、金融稳定等方面可能展开的协调配合工作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完善的协调机制。

第三，以国债管理为中心增强协调力度。一方面，持续培育国债市场的深度与广度，通过央行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的方式逐渐增加主权信用的货币发行规模，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发挥国债收益率在货币政策和资产定价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深化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逐步建立清晰的分工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关注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对经济增长、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的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在加强政策协调的同时，防止出现西方国家债务货币化的种种弊端，引导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不断提升货币、金融和经济实力，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本文刊发于《中国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