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我国资本市场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完善市场功能和提高国际化水平。为统筹各项开放措施，本文从战略高度系统梳理以往开放政策的不足，十四五期间实体经济发展对资本市场开放的新要求，以及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下一阶段资本市场开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本文认为，资本市场开放需要遵循为实体经济服务、兼顾开放与安全和以我为主等基本原则，重点要在提高国际化水平、探索深层次开放措施以及发挥区域性国际资本市场功能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当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国际经济、政治和金融环境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化贸易、产业与金融体系正经受巨大考验，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改革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推动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承担着资本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枢纽功能。其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既决定了双循环发展格局能否顺利形成，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简要回顾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是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重要成功经验。回望过去，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之路也是一条对外开放之路。自2001年加入WTO起，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明显提速，在开放中实现探索健康发展。按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这一历程可以基本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2年-2013年）：这一阶段确立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制度，初步实现了额度管理下的“引进来”和“走出去”。

第二阶段（2014年-2017年）：沪深港通、债券通相继落地，明晟（MSCI）等主要国际指数将A股纳入，推动对外开放呈现双向可扩容格局。

第三阶段（2018年至今）：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为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按下了“快进键”。此后，央行行长易纲进一步明确了将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由此，金融领域开放政策逐步落实，如2019年6月国务院金融委发布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证监会推出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9项举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打乱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节奏，各项开放措施陆续稳步推出。

在“引进来”方面。一是外资机构纷纷加速来华，队伍不断壮大。截至2020年9月，国内已有7家外资控股券商，8家外资参股券商；1家外资控股基金管理公司，43家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230余家，花旗银行、渣打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等成为QFII托管行；另外有70余家境外证券机构设立代表处。随着我国证券基金业对外资进一步开放，由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二是外资不断加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配置力度。据证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末，境外投资者通过沪深港通QFII和RQFII持有A股市值2.5万亿元，占流通股市值近4%，与上年同期相比规模增加7000亿元，占比上升0.7个百分点。此外，MSCI、富时罗素指数和标普道琼斯指数将A股纳入因子分别提升到了20%、25%和25%，全球三大债券指数均将我国债券纳入其主要指数，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三是我国债券市场吸引力持续提升，境外机构持续不断增持。与股票市场开放相似的是，债券市场也采用了直接引入投资者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并存的开放模式。2020年以来，境外投资机构持续增持我国债券，月均交易量超7500亿元人民币，月均净买入量超1200亿元人民币。目前境外机构持债总规模超过2.8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末增长了27%。尤其是自“债券通”推出以来，境外机构持债规模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四是期货市场国际化品种范围不断扩大。2015年，经国务院批准，拟在境内开展原油期货交易，并引入境外投资者。外汇管理局配合境内特品种期货对外开放总体部署，制定了外汇管理的相关配套政策，对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不设投资额度限制，资金汇出入自由便利，境外投资者可以汇入人民币或外币资金作为保证金进行投资。目前，我国已经有原油、铁矿石、PTA、20号胶等多个境内特定品种，风险管理工具日益丰富，全球定价影响力正在稳步提升。

在“走出去”方面。国内机构和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16年至2020年6月30日，累计共有136家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上市，证监会已经核准了3家企业发行沪伦通GDR的申请。截至2020年6月份，共有34家证券公司、26家基金管理公司在境外设立、收购或参股61家证券经营机构，21家期货公司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设立子公司，业务延伸到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一家期货公司还成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圈内会员。此外，沪港通、深港通和沪伦通的相继开放，极大地促进了内地与香港市场、境内与境外市场的双向开放进程。

总体来讲，我国二十年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已取得突出成绩，并形成一定特色。一是开放步伐稳健，有效防控风险。我国资本市场以逐步的、有序的方式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未发生过对资本跨境流动、外汇稳定、货币政策执行以及宏观经济稳定明显不利影响的风险事件。二是有效支持了国内经济发展。我国优质企业通过境外上市融资，在获取资金支持的同时，完善了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为其成长壮大奠定了制度基础。三是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程度和资本市场的实际开放程度都已达到较高水平。四是提升了国内资本市场全球竞争力，市场监管不断向国际标准看齐。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促使国内市场主体借鉴国际实践经验，在竞争中学习提高，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提高机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与此同时，市场机制设计和金融监管标准也不断与国际标准接轨，以适应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在发行、投资、服务等领域的改革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亟需补足。

第一，投资便利化不足，仍存较多核心领域限制性措施。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仍有一些项目不可兑换，或可兑换程度较低，如国内个人对外投资、境外企业来我国上市；另一方面，部分项目的兑换存在准入条件过于苛刻、程序繁琐、限制较多等问题，便利性不够，如我国股票或债券市场虽已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机制实现了双向对外开放，但仍存额度管理、收益汇出等管制障碍。又如目前我国衍生品市场只有部分市场对少数特定外资机构开放。此外，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相比开放程度较小。据前期访谈，多数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债券承销和信用评级业务均提出更全面的开放诉求，包括扩大债券承销市场准入、允许外资银行参与“债券通”做市商服务、允许更多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参与国内债券评级业务等方面。债券发行手续繁复，政策连贯性、一致性较差。

此外，我国债券市场还存在管理办法不明，政策一致性、连续性较差等问题。例如，债券发行审批一事一议现象普遍存在，容易受监管部门窗口指导，不利于发行机构抓住发行窗口，提高融资效率，降低发行成本。

上述资本市场投资开放便利化不足将影响我国对外经贸往来，不利于发挥外资在优化国内资本要素配置的积极作用。下一步，应立足长远，在更多领域尝试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白名单制度，完善市场机制，提升相关政策的连贯性与一致性。通过不断引入国际一流机构，形成与国内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与互动，提升国内机构公司治理、业务拓展、风险管理以及合规经营水平，在充分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满足境内外市场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充分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二，对外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发展不均衡。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要并行扩大，均衡发展，但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两者发展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比如，一级市场上“走出去”快于“引进来”，目前约有1000家国内公司赴境外上市，国外公司尚无在境内上市的先例；二级市场上“引进来”快于“走出去”，QFII和RQFII的投资额度已基本放开，但QDII与RQDII仍有额度限制。债券市场只放开了境外资金北上投资境内债券，境内资金南下投资境外债券尚未开放，这样不利于资金双向交流互动。

因此，未来随着境内外资参股或控股金融机构规模逐渐壮大，以及国内居民财富实现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不断提升，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紧迫性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要秉承“自主开放、合作共赢”的基本方针，避免单向开放，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契机，实现资本市场“进的来，出的去”双向开放。未来可择机适度提高或完全放开QDII、QDIE、QDLP等投资限额，适时开通债券通南向通，探索启动QDII2，扩大境外投资范围，提升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便利性，更好分享全球投资机会。

第三，中资机构国际竞争力不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目前，我国证券、基金、投资银行以及服务中介等市场主体与境外机构仍存不小差距。国内证券公司产品和利润结构单一，国际市场参与经验不足，尚未树立全球知名品牌和声誉。成熟资本市场与国际一流的会计、审计、支付、法律、评级、金融基础设施等中介配套服务密不可分，其提供的专业服务构成了资本市场重要支撑。通过中介机构勤勉、专业、审慎的核查工作可以有效防范各类欺诈行为发生，有力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充分保障投资者知情权，进而推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现实中，我国资本市场仍存个别中介机构罔顾法律责任和社会信任，热衷业务招揽，片面追求业务规模的现象。未来可以考虑允许国际一流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支付机构、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等在我国独立执业，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我国机构整体服务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同时，有助于推进我国会计标准和国际标准趋同、互认，加快我国金融基础设施与国际社会互联互通。此外，我国也应努力培育若干精通国内、国际市场规则、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走出去”参与国际资本市场。

三、新发展格局对资本市场开放的新要求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9年末以来，突然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肆虐，使得这场大变局来得更为猛烈，变得更为迅速。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蛰伏多年的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再度横行，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大幅收缩。为应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再次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必须立足国内。为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为此我们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对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资本市场开放要更好服务于高水平开放经济新体制。开放经济体制泛指贸易投资全面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但是开放经济体制并不必然导致经济高质量增长。历史上，拉美和东南亚一些经济体盲目对外开放，开放程度超过了本国经济和社会可承受范围，遭受了严重的福利损失。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显然不是单纯强调要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而是要通过建立新的开放经济体制，推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更加讲求质量和效益的“引进来”和“走出去”。资本市场是促进资本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枢纽，具有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功能。在“引进来”方面，资本市场需要识别那些真正符合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要求、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外产业和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并且为其提供优质的资本市场服务。在“走出去”方面，资本市场通过识别和服务于国内优质企业和海外优质项目，满足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资金需求并提供相关服务，帮助企业分担对外投资风险。

第二，开放要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支持与响应。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模式，也在从前期以政府主导的模式，转向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共同参与的多元模式。中央提出，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支持“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需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其中。一方面，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对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根据自身能力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融资、项目融资和企业融资提供服务，不断扩大双向投资。

第三，开放要有力支持资本市场深层次改革。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正在走向深入：股票发行注册制即将全面铺开，退市制度改革已经启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自查和监管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投资端改革将成为下一步改革重头戏。可以说，“十四五”时间是我国资本市场从“大”走向“强”的关键时期，不仅需要深化改革和释放市场活力，也需要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的市场监管经验和各类市场主体的宝贵操作经验。同时，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有良好稳定的市场环境，唯有高水平开放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如果盲目扩大开放导致不必要的市场动荡，我们将难以完成改革任务。因此，我们既要积极扩大制度性开放，同时也要保持谨慎态度，把握好节奏，保留必要的监管权，以便让开放更好地服务于改革。

第四，开放要推动完善国际金融治理。国际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目前的治理模式是由国际组织主导、相关国家政府支持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普遍参与的治理模式。当前的国际金融治理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反应不够充分。为了让国际金融治理能够更加平衡地反映不同类型国家的利益诉求，各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都应该积极参与治理，提供具有普适性的发展理念、监管规制和交易规则，并逐渐形成各国都遵守的共同治理原则。为此，我国资本市场需要大力增强跨国服务功能，增加国际交流，不断提升自身在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性。要向国际社会广泛传播和示范中国资本市场在新发展理念、社会责任投资、混合所有制以及法制化市场化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更多借鉴中国经验。

第五，开放要切实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十四五期间，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我国的一项重大任务。就资本市场开放而言，一方面要通过市场开放引入优质国际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严防扩大开放可能引发的风险隐患。如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风险、外部市场冲击的风险、资本市场定价权外移的风险、市场大幅震荡的风险，等等。市场开放既要确保开放收益，同时又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好平衡。

四、“十四五”期间我国资本市场开放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十四五期间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国际经济合作将持续受到保护主义干扰。我国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社会保障与就业压力增加，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冠疫情全球肆意蔓延，逆全球化或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社会经济秩序稳步恢复。但境外疫情却呈扩散蔓延态势，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受到严重冲击。从目前看，短期内全球疫情仍难以有效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疫情将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下降4.4%，发达国家将下降5.8%。中国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与此同时，疫情影响将不仅停留在经济、金融层面，预计世界格局也将随之发生深刻变革。

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标志着民粹主义与传统建制派之间的冲突达到新高度，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进一步升温。特别是，美国政府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致使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正陷入瘫痪境地。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以牺牲别国和世界整体利益为代价，正变成一个纯粹的利益索取者。国家利益已经取代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扩大开放能够强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助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由传统增长动能向新动能转换。由于高质量经济发展将更多依赖长期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当前迫切需要强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有效匹配。而用好、用活、用对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打造一个开放、规范、透明、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是提升我国资金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实体经济获取更多新鲜血液、释放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其一，有助于建立更具包容性、适应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和工具。利用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促进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经营效益高和需求迫切的领域，在提升直接融资比例、资金配置效率的同时，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其二，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新动能的发展壮大都需要资本市场发挥平台作用，调整资本要素在不同部门配置，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其三，有助于优质企业做大做强。开放的资本市场可通过高效、透明的定价机制和灵活多样的支付工具及融资手段，帮助企业充实资本、提升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助力行业领军和龙头企业的培育，通过头雁效应和集聚效应辐射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加速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基本制度与层次体系虽已确立，但尚处于由大变强的关键阶段，定价和融资等市场功能尚未有效发挥、行政干预特征明显、上市主体质量有待提高、投资者结构尚待优化等制度性、结构性问题仍待解决，而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催生巨量国际融资需求。“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融资需求巨大，需要我国构建国际化资本市场提供支持。“一带一路”是打造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的重大倡议，大部分项目涉及到公用事业、能源、交通、航运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长期项目资金需求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6至2020年，除中国外，亚太地区国家每年仅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需求大约为5000亿美元，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所能提供的资金总额每年仅为2000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投融资需求为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开放带来了机遇。一方面，当前“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仍以美元计价为主，加快境内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扩大人民币计价、结算、投资范围，构建人民币回流机制，提高境外资金配置效率，引导国内融资成本下行。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中涉及的融资服务、资产管理、投资顾问、并购重组、风险管理等需求也可以助推国内金融服务机构走出国门，提升投资银行业务竞争力。因此，建设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让“一带一路”优质项目公司回归本土开展股权、债券融资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我国以开放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途径，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创造的关键抓手，是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可选路径，是帮助“一带一路”沿线投融资需求的必要手段，还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要的必然要求。因此，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双向对外开放，恰逢其时，势在必行。

五、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开放的战略框架

为贯彻落实我国十四五总体规划，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完善功能，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必要在战略层面对资本市场开放做出总体部署，以便在今后制定各项开放措施和配套措施时能够有所遵循。

（一）十四五期间资本市场开放的主要目标。资本市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取得显著成果，开放性制度设计和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开放条件下市场运行稳健，功能不断强化，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互促进，开放进程与金融监管能力彼此适应，资本市场国际化取得明显进展。

（二）市场开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的主要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要按照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围绕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具体需要，有前瞻性地研究制订资本市场开放的重点内容和具体步骤，确保资本市场开放与经济领域其他开放措施协调配套，共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系统观念。在深入研究市场运行规律基础上，以增强市场功能为目标，统筹规划各项改革和开放措施，理顺资本市场与金融体系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促进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有效联通。

——平衡好发展与安全。扩大资本市场开放要与现有金融监管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在确保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研究推出具体开放政策，注意监测开放进程中新增的不稳定因素，保持开放政策应有弹性，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坚持“以我为主”。牢牢把握开放主动权，根据本国需要制定资本市场开放战略，独立自主地制订和执行开放政策和开放时间表，坚决不受制于人，不屈从于霸权主义，不以资本市场开放为代价交换其他利益。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对资本市场的领导，不断优化党领导资本市场开放的体制机制，强化党对制定开放政策的部门、交易场所和主要参与主体的领导，确保中央的政策意图在所有开放政策中得到全面体现。

（二）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开放的重点任务

按照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要求，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指针，综合考虑我国资本市场当前的发展阶段和金融业对外开放总体水平，兼顾扩大开放与金融安全，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应努力完成以下重点任务。

1．显著提高国际化水平。进入资本市场的外国金融机构、企业和投资者明显增加，活跃度提高，持有我国金融资产规模明显增加，外资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建立稳定融资渠道，资本市场主要指数对国际市场影响力提升，国内金融机构、企业和投资者“走出去”步伐加快，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资本市场法规体系更好对接国际市场，优质外资中介机构有序进入国内资本市场提供服务。

2．探索深层次对外开放。在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取消影响外资机构和企业在国内展业和融资的行政管制措施，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有序吸纳国际组织和外资机构参与我国资本市场规则制定，创造条件推动资本市场开放与资本项下可兑换配套改革，抓紧整合“陆股通”和QFII\RQFII制度，进一步便利外国投资者进入，支持外国投资者参与衍生品市场交易，研究制订防范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应对预案。

3．强化区域性国际资本市场功能。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对象，不断扩展资本市场服务范围，扩大熊猫债发行规模，完善国际债券交易机制，创造条件提高各层次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开放水平，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资本市场交易关系，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资本市场合作，积极提供对外培训和技术支持，探索在国内资本市场和离岸市场发行多币种证券，为正当的融资资金汇出提供便利。

4．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治理。认真研究和借鉴国际资本市场最佳实践，在会计与审计制度、跨境监合作、ESG投资和投资者保护等领域同成熟市场国家建立对话搓商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监会组织等多双边组织的监管文件制订和讨论，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孤立主义对国际资本市场合作的干扰。

5．完善开放市场的内在稳定机制。完善资本市场开放措施的有效性评价和风险评估机制，强化对外开放政策的韧性与弹性，提高规则制订和执行的透明度，优化争议解决机制，有效保护外资机构合法权益，引导国内外市场主体建立稳定预期，增进双方互信，减少市场噪声交易，扩大多空双向交易规模，强化市场内在稳定功能。

对外开放是促进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把握好开放的力度、领域和时机将对增强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巨大作用。十四五期间，只要我们做到积极谋划，主动作为，一定能够凭借强大的战略定力和雄厚市场资源实现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快形成！

（本文原载于《中国金融报告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