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81.2万亿元，同比增长8.3％，贷款余额达到138.9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为69.6万亿元，占全部存款的39％，同比增速为8.7％，为197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贷款增速较稳定，但总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都处在增速下滑的趋势中，不免引起人们的担忧。

一、我国储蓄率居全球前列

大家经常将储蓄和存款这两个词混用，但在宏观经济领域，其各自都有明确的含义，并不相同。储蓄是指一段时期的收入中没有被消费的那部分，居民储蓄=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政府储蓄=政府可支配收入-政府消费。储蓄属于经济流量，也称作时期量，因为收入、消费都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而存款则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上，经济主体所持有银行的一种债权形式。存款属于经济存量，也称作时点量。储蓄和存款有一定联系，但并不相同。可支配收入中有一部分被消费掉，剩余形成了储蓄，也就是当年新增的财富。这些储蓄并非全部变成新增存款，居民投资于银行理财、股票、债券、基金、保险、信托、房地产等都是新增财富的储存形式。只是在金融市场并不完全发展的环境下，过去我国储蓄中的绝大部分都形成了银行存款，使这二者数据比较吻合。但这只是在金融市场并不健全时期的特例，发达国家不存在这样的规律。

储蓄率是储蓄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我国的储蓄率自2010年达到顶峰后有所下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2017年末，我国国民储蓄率为45％，虽然相比2008年时50％的高点有所下降，但远高于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可以从金融稳定和经济效率两个角度来理解我国较高的储蓄率。首先，储蓄是财富积累的基础，是国民净财富在一段时期内的增量。国民净财富是金融稳定的核心要素，高比例的储蓄使得我国的国民财富快速增长，增强了各部门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另一角度来看，储蓄的反面是消费，高储蓄率也意味着消费不足。近几十年来我国内需不足、对外需依赖过重的经济结构也正是这种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客观反映。当外需有所减缓时，必然会影响到宏观经济增速，降低经济效率。稳定与效率既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以银行为例，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会增强抗风险能力，但流动性高的资产往往收益率较差，从而拉低银行的盈利能力。宏观上的金融稳定和经济效率也存在这样的权衡，我国储蓄率下降虽然会对金融稳定性有一定影响，但从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从外需向内需转变的角度来看，又是必需的。因此，大不必对储蓄率下降过于惊慌。

二、存款变动不取决于居民的主观愿望

既然储蓄率变动不大，为何存款的增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呢？这需要从本质上理解货币和存款的创造过程。对微观主体来说，新增存款来自于储蓄中存入银行的部分，其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和投资组合的决策共同决定本部门新增存款的规模，但宏观上并非如此。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往往都在第一章介绍一种典型的逻辑错误——加总谬误：宏观并非微观的简单加总，而是有一套自身的运行逻辑。例如著名的节俭悖论，当所有居民都变得更为节俭并减少消费时，国民储蓄反而会下降。宏观上，存款是由贷款创造的，存款的总量只与贷款相关，而不取决于各类微观主体的决策。

当银行发放一笔新贷款时，会同时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和负债方分别记入贷款和存款，它只能是在不同银行或不同账户之间流动，其总量不会发生变化。当企业获得贷款后用于支付员工工资时，这笔存款便从企业账户转移到居民账户，当员工用这笔钱购买开发商的一套住房时，这笔存款又从居民账户转移到企业账户。总之，只要这笔钱不从银行取出，只要这笔贷款不被银行收回，存款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存款增速下降的原因很容易解释，那就是贷款增速也在下降，实体经济正在经历去杠杆过程。去杠杆的本质就是限制信用创造增速，银行贷款是信用创造中最核心的资金来源。从贷款同比增速来看，已从2015年的14.5％下降到当前的12.8％，这必然导致存款的下滑。从存款和贷款每年的净增量来看，自2016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2018年前三个季度存款增量比去年略低，贷款增量接近去年全年水平。

虽然从理论上说，存款增量与贷款增量应完全一致，但现实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会影响到存贷款。第一，银行非贷款类资产的投放，如购买债券、股权投资，以及向影子银行拆借的行为也都具有存款创造的功能，在不增加贷款的情况下创造出一部分存款。第二，外汇储备的增长也可以在不创造贷款的情况下直接形成存款。第三，银行发行债券或增资扩股的行为也会使一些存款消失，变为非银行部门持有的银行债或者银行股权。两相抵消，大部分时间存款的净增量略高于贷款净增量。今年年初到现在，银行存款增量略低于贷款，这与金融去杠杆是直接相关的，商业银行降低了非贷款类资产的投放，影子银行规模大幅降低。由此来看，存款增速低于贷款增速是合理健康的，降低了影子银行的金融风险。

三、居民储蓄存款不断分流

市场所担心的另一问题是居民部门，自2010年以来居民贷款增速大部分时间里都大于存款增速。今年三季度末，居民贷款同比增速达到18.5％，而存款增速仅有8.7％。贷款快速增长的同时，存款却维持着较低的增速，再加上住房价格已开始企稳，自然让人们开始担心居民部门还本付息的压力。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虽然近十年来存款增速小于贷款增速，但从存量上看，由于我国居民存款的基数比较大，截至三季度末存款依然是贷款的1.5倍，而美英两国的居民存款是小于贷款的，德国居民的存贷款比例也低于我国。我国居民的净存款（存款-贷款）依然是充实的。第二，存款增速下降并不意味着居民储蓄下降，而是居民资产组合多元化的结果。储蓄除了形成存款外，还广泛投资于银行理财、股票、债券、基金、信托等。近几年影子银行迅速发展，客观上分流了一部分居民的银行存款。银行理财和货币型基金（如余额宝、财付通等）在功能上与存款十分类似，甚至某些时候在支付便捷程度上还要优于存款。这推动了居民部门的存款搬家：将这部分减少的新增存款转变为其他金融产品。在银行看来，居民存款变成了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第三，居民还有一部分储蓄变为了非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过去两年，房价增速较快，房地产商去库存的速度也较快，这实际上是居民将一部分储蓄转为房地产，居民存款变为了房地产商的存款。

虽然从总量上看，居民投资行为的改变并未让存款消失，只是从居民存款转移成其他部门的存款，但却对我国金融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对利率市场化的促进。居民购买理财、货币基金或信托产品的收益率往往要高于存款利率，而其他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存款利率也会相应高于居民在银行的存款利率，这样的存款搬家势必会抬高居民的收益率预期，倒逼银行以更高的利率吸收存款，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第二，银行资金来源更为多元，也更不稳定。居民存款是银行资金最为稳定的来源，利率较低、规模波动性较小。而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存款则最不稳定，当面临流动性风险时，往往首先挤兑的就是金融机构自身。美国的雷曼危机时，正是因为发生了金融机构的挤兑才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从这点来看，银行资金来源从居民存款转向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金融脆弱性。

第三，居民的多元化金融资产配置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健全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满足居民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是金融市场发展的最终动力，我国正在逐渐由银行中介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向多元化、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发展，居民的存款搬家将促进这一进程。当然，目前仍需解决的问题是刚性兑付，居民既然愿意将低收益的银行存款转移到其他更高收益的金融产品，也就必须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例如银行的非保本理财以及各类信托产品等，都具较高的收益率，但目前仍存在一些刚性兑付问题。居民在享受更高投资回报的同时，并没有承担相应的风险，而是将这部分风险转移到了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客观上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打破刚性兑付、提高居民的风险投资意识是金融市场健康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综上，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依然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未来一定会继续下降的趋势，并逐渐与其他国家接轨。从总量上看，近两年来存款增速与贷款增速在同时下降，这是去杠杆成果的体现，有利于金融稳定。从居民部门来看，的确存在着存款搬家问题，投资组合更为多元化，贷款增速远超存款增速，这将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利有弊，我们需要在正确认识问题的基础上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