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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

作者Author:董忠云 2020-05-12 2020年05月12日
今年两会已经确定将于5月21日和5月22日召开,标志着我国抗疫业已取得基本胜利,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在即。与此同时,全球疫情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一些西方国家在国内疫情严重爆发后,为转移国内舆论压力,纷纷甩锅中国,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值此之际,我们有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方面呈现明显不同的原因所在,并展望疫情将带来世界怎样的改变,对中国又意味着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今年两会已经确定将于5月21日和5月22日召开,标志着我国抗疫业已取得基本胜利,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在即。与此同时,全球疫情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一些西方国家在国内疫情严重爆发后,为转移国内舆论压力,纷纷甩锅中国,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值此之际,我们有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方面呈现明显不同的原因所在,并展望疫情将带来世界怎样的改变,对中国又意味着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一、“环球同此凉热”与“风景这边独好”— 谁在疫情中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权

如果我们不考虑在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各层面和各社会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得失,仅从社会最大公约数出发的话,毫无疑问,近几十年,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中国社会的“常态”是“社会稳定,物质文化越来越丰富”。从这个角度出发,岁末年初这场突如其来的、波及面超过当年“非典”的疫情,以及伴随疫情而来的全方位的社会动员,实在可以称得上我国近几十年来少有的“非常态”。而现在,就在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看到了抗击疫情彻底胜利的曙光,生活逐渐回归“常态”时,却眼睁睁看着疫情在其他国家飞速蔓延。面对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疫情的蔓延,我们一方面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抱以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困惑:为何“先进”的西方国家在抗击疫情中的表现显得没那么“先进”。

由于种种原因(如为便于在我国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诸多内外媒体出于各种目的长期进行有倾向性的宣传等),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很大一部分人民的眼中,西方国家代表了“文明”、“先进”和“强大”,而相比之下的中国,可谓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需要全方位“向西看”。然而让人吃惊的是,随着疫情的蔓延,这样“高大上”的西方国家在抗击疫情方面不仅没有成为中国的“榜样”,反而呈现出诸多在中国人看来十分“魔幻”的状态。从意大利民众拒绝佩戴口罩,到英国首相亲自垂范“群体免疫”,再到美国总统竟然顶着美国不断蔓延的疫情强行催促国民“尽快复工复产”,一幕幕的活剧着实让中国人“开了眼界”。中国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在一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眼中,“人命大如天”竟然不是全人类的基本共识,原来在应对疫情时秉持科学精神、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并不是各国民众的普遍观点,原来在有些政府的价值体系中,经济发展竟然比人民的生命安全更重要。

一个具有科学思维的人应该知道,如果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呈现出不一致的状态,那么合适的态度并不是通过“自我催眠”无视现实、固执己见,而是要反思我们的认知是否一开始即存在偏差。很显然,长期存在于我们社会观念中的那个“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远远不是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完美”,甚至可能连“美”都称不上。时至今日,在西方第一强国美国以不到中国四分之一的总人口数实现超过中国十倍的累计确诊人数,在欧洲主要大国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接连“后发先至”,以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人口数纷纷实现累积确诊人数超过中国时,我们至少可以客观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控制疫情、处理疫情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表现远远优于西方国家。更进一步,如果我们都承认一个事实:即在构成“人权”这个复杂概念的诸多内涵中,“生命权”排在最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到另一个结论:是中国,而不是“先进”的西方国家,在疫情中更好地保护了本国公民的人权。在疫情上,全世界人民确实经历了“环球同此凉热”,但是在抗疫方面,就大型国家来说,中国目前确实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有资格,有能力,在抗击疫情方面给众多好为人师的西方“发达”国家上一堂真正的“人权”课。

二、远超西方国家的行政效率—中国抗击疫情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当我们承认,从客观上来说,中国抗击疫情是相对成功的,尤其是强于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时,一个合理的问题就出现了,中国抗疫成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从医学发达程度来看,不可否认,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仍有差距。现代医学起源于欧洲,其发展又极大地受惠于同样起源于欧洲的近现代科学。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医学研究的中心。根据QS排名,2018年世界医学专业排名前50的学校中,美国有21所,英国有9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有4所,而中国仅有一所香港大学在榜。即使考虑到QS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作为英国一家专门负责教育及升学就业的营利性组织,其相关排名可能一定程度上存在偏向英语系国家的倾向,客观地说,我国医学研究相对落后也是不争的事实。从人均医疗资源的角度看,我国相比西方国家也不占优势。根据CIA World Factbook 2019年1月份更新的数据,中国每千人拥有1.79个医生,在全球19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90,而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每千人医生数分别为2.59、4.21、2.81和3.23,均超过中国的水平。

看起来,中国相对落后于欧美的医疗水平、医疗资源与中国相对成功的抗疫成果放在一起,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组合。“常识”与“现实”又一次出现了不一致,同样的,基本的科学精神告诉我们,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中国相对落后的医疗水平、医疗资源与中国相对成功的抗疫成绩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被“常识”忽略了的决定性因素。

其实,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相对于政治领域的其他概念,如意识形态、权力来源等,行政效率是一个相对“中性”,同时也是相对“实际”的概念。行政效率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权意识形态、政权权力来源等通常较为偏向“价值判断”的因素的影响,但行政效率本身的衡量,是可以一定程度脱离这些因素的。要言之,无论一个政府被认为偏向“邪恶”或者“高尚”,亦或是处在这两极之间的某种状态,涉及到具体问题时,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调动资源解决问题,几乎是衡量一个政府行政效率的终极标准。从现实层面讲,这种资源调动效率通常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对各行政系统及类行政系统本身掌握的资源的调动效率,还有一个是必要时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信用”、“道义”和“感召力”等,对社会资源进行征集。对我国来说,前者指的就是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下,中央政府对直插基层的各级行政组织严密的掌控、以党控军的军队模式下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掌握资源的各级国有企业的调动权三者合一,而后者则指的是非常时期,我国政府“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力。正是因为我国政府在决定政府行政效率的这两个方面都优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才能在疫情爆发时,一方面迅速调动政府直接控制的资源,另一方面及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发动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从而取得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抗疫成果。诚然,在疫情爆发初期,无论是对几位所谓“造谣”医生的训诫,还是“未发现人传人”的草率通报,我们对疫情的应对确实存在一些不妥,尚有许多教训需要吸取,许多经验需要总结。不过,从中央定性、武汉封城、举国资源转向抗击疫情开始,我国政府和人民体现出的高效、务实和灵活,无疑是远远超过连是否戴口罩、是否封城都需要各政治团体、各政府部门反复扯皮的西方国家的。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我国来说,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客观条件下依靠“体制优势”所赋予的高行政效率,通过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来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提高国民公共卫生水平,是有着为数众多的成功经验的。比如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肆虐于我国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等省份的,俗称“大肚子病”的血吸虫病,在建国后逐渐被消灭的过程,就是这种“传统”的典型例子。上世纪50年代,面对国初捉襟见肘的医疗医院和肆虐的血吸虫病,我党一方面调动政府资源和军队资源,另一方面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疫区开新沟填旧沟、修筑“灭螺带”、通过药杀、火烧、拖拉机机耕灭螺等多种方法消灭钉螺,同时开动宣传机构,不断宣传血吸虫病的危害及防治方法。1958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欣然写下七律诗《送瘟神》二首,其中的名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至今仍然激励着中国人。

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数千年来首次建立了直插基层,能够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的现代化政权,结束了“皇权不下县”的历史后,我国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又岂止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一项?在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区区35岁,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而今天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提高到77岁,孕产妇死亡率已经降到18.3/10万。这一成就的达成,主要得益于党带领人民在建国后经过长期发展,建立了由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组成的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而能够在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建立这套体系并使其长期发挥作用,则离不开49年以后我国所建立的,无论横向对比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还是纵向对比中国历代政权,均在行政效率上高出一截的行政体系。

三、体制之辨—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抗击疫情如此不力

西方国家的行政效率明显低于我国,以至于抗疫表现不佳的原因是什么?在明知我国的诸多方法确实行之有效的前提下,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政客普遍不愿意、抑或是无法学习我国的抗疫方法?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触及了隐藏在行政效率背后的、关于各国政府组织的更本质的问题,即一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以及由此衍生的政府责任范围问题。而政权合法性来源本身,则又与一国政府目前的基本架构建立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推动因素密切相关。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的政府组织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往往会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而被动调整。

在欧洲,西罗马帝国崩溃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其主流的国家组织形式一直是分封制。在这种制度之下,国王、领主和教会互相影响和制约,国家不存在对民众自上而下的直接管理和统治。漫长的中世纪中,无论王朝如何更迭,西欧各国的政府组织形式一直稳定地保持分封制的形态。直到工业革命爆发,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极度不匹配的情况下,推动各国进行资本主义改良或者干脆在一些国家进行暴力革命,欧洲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分封制才逐步瓦解,新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才得以建立。而这些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其政府的组织理念就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结合其产生背景,我们不难看出,欧洲、以及欧洲人到了美洲后建立的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之所以“三权分立”为政府架构基础,原因就在于当时主导变革的资产阶级需要这样一个政府架构来限制君王、领主们的封建权力和教会的宗教权,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财产、便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开展。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西方世界“三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其合法性的原始来源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保护人权”等正义诉求,而是最大程度上承认并保护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

我们自己的历史与西欧明显不同。我国早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就结束了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一路延续下来的封建制。自秦朝始至清朝灭的2000多年,无论朝代如何更迭,郡县制的基本政治架构都得到了延续。在这种政治架构下,理论上,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总揽全国事务,拥有对全国的统治权,而各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中央授权,在政治实践上呈现出较强的对上负责倾向。到清朝末年时,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这种体制在自身的惯性下与外部势力被动合流,使我国人民陷入了极端困苦的生存环境中。在此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历尽百年苦难、在尝试过各种改良主义均告失败后,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具有现代政治结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政权合法性的原始来源,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封建王朝、驱逐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势力的“革命正义”,和西方国家有着显著区别。

政权合法性来源的不同,使得我国和西方国家在政府运作过程中的倾向性上出现了显著的差异:西方国家政府虽然名义上对全民负责,但在实际的组织架构上和政治操作上极端偏向资产阶级。我国政府则因为建立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基础上,因此长期秉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迄今为止在大多数的制度设计和政府运作中都能够坚持“平等”的原则。具体到此次疫情来说,我国政府在疫情中一直在强调和贯彻“人命优先”的理念,强调“应收尽收”和政府对新冠肺炎治疗费用的兜底。同时,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众多非官方媒体上,都没有部分西方媒体上的那种以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为基础,把人命和经济放在天平上来衡量的情况。中国政府视人民的生命健康重于经济发展,在个别企业提前复工时不断强调“不能放松警惕”、“防疫第一”,与西方部分政客在因疫情封城仅仅几天后,即为了“经济”而催促民众迅速复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一些通过精心设计的所谓民主选举制度使民众产生掌握权力的幻觉,又通过法律、制度等多种手段,全面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国家,又如何有意愿和有能力学习中国以人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不计代价的全面抗击疫情的“中国模式”呢?

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国的国际舆论困境与西方霸权的实质

在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西方国家除了让中国人“开了眼界”,见到了诸如“群体免疫”等各种“奇葩”操作外,还充分让中国人见识到了其部分媒体和政客在颠倒黑白和搬弄是非方面的“专业”。

当中国疫情爆发而他们自己的国家疫情未起时,他们一边“同情”中国人民,一边敦促我们抓紧反思“体制问题”;当他们本国的确诊人数狂飙之下超过中国时,他们开始大力宣扬“中国隐瞒了实际感染人数”,对于他们自己的“体制问题”则绝口不提或者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他们说“中国创造了病毒污染世界”,却给不出任何证据;他们说“中国应该为隐瞒疫情导致全世界受到影响而赔偿”,却全然不顾中国从疫情爆发伊始即一直与WHO通力合作,不断向世界通报疫情发展情况的事实;他们说,无论如何,疫情只要是从中国“开始爆发的”,中国就应该负责赔偿全世界的损失,却完全不提从没有人要求美国因“西班牙流感”、“甲流”、“艾滋病”、“2008年金融危机”等对全世界进行赔偿;当中国不向他们捐赠抗疫物资时,他们大声抗议,当中国本着国际主义原则向他们捐赠物资时,他们则宣称这是中国的“赎罪行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从没有把中国和中国人民摆在和他们平等的地位上,中国做得好,那是因为学习他们学习得到位,中国做得不好,则是因为中国与生俱来的“劣根性”。

西方媒体和政客固然无耻,但更值得警惕的,还是在媒体和政客长期洗脑宣传下,大批的西方民众、以及接受西方教育、长期依赖西方媒体获取信息的世界各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的看法因疫情的影响而更加负面。西方的大部分媒体以及以美国好莱坞为首的大部分文化产业,表面上提供各种眼花缭乱的文化产品和各式各样的观点,但细究起来不难发现,在“西方性等于现代性”、“越像西方等于越先进”等隐含价值观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名义上永远“理性客观”,但实际上通过带有倾向性的饱和信息轰炸让信息接受者一边享受“新闻自由”,一边被慢慢洗脑,如同赫胥黎在《美丽的新世界》中描绘的一样。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这种看似分散实则统一的宣传模式令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备受压力。

西方的国际舆论霸权,实际上是其全方位的国际霸权在国际舆论场上的投射。这种霸权,肇始于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自那时起,西方国家通过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残酷的殖民掠夺,逐渐建立起了自身全面的经济和科技优势。西方国家十分珍惜他们历经几百年“艰苦奋斗”建立的全球霸权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们,长期以来致力于淡化自己发家的血腥历史,组织舆论宣扬他们取得今天的经济成果的必然性,极力地把西方世界物质的发达归因于他们独特的“体制”。在西方国家营造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很少或不会提及众多全面实行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依然落后、人民生活依然困苦的非西方国家,即使偶尔提到,也会极力地把他们的落后与“学习西方不够到位”联系到一起。

这种霸权体系,其实质就是对“正确的发展路径”和“正确的政治体制”的“认证权”的垄断。也正因为这种霸权特点,在此次疫情中,西方国家才不约而同地开始抹黑中国,因为中国这个在他们的宣传中“发展路径并不完全正确”、“政治体制完全不正确”并且一直在向他们“学习”的落后国家,其抗疫的成功可能会促使众多西方的“追随者”对正确的发展路径和正确的政治体制产生“别的想法”,从而动摇西方霸权的根基。

五、疫情将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国复兴的挑战和机遇

纵观人类自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历史,大概只有1991年的苏联解体,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可以和此次全球全面爆发的新冠疫情相比。如同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一样,此次的疫情之后,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又将如何变动,我国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在面临的挑战上,当前我们至少要考虑到两种疫情结束后可能出现的情况:(1)疫情如此肆虐之下,今年全球经济必然出现巨大倒退。考虑到西方政客和媒体的一贯作风,我们有理由相信,疫情结束后,为了转移矛盾,中国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国际舆论围剿”,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个别国家化“叫嚷”为实际行动的情形。(2)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中展现了巨大的物资和人员的动员能力,中国人民在疫情期间展现了强大的纪律性和耐受力,这很可能让部分西方国家决策层感到恐惧。虽然这种恐惧不太可能是担心中国军事层面有所动作,但仅仅是担心疫情之后,自己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上的生态位可能被中国取代,也很有可能让某些一直处在争论中的对中国的遏制计划加快出台。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对已经饱受《瓦森纳协定》困扰,长期被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目前在众多领域仍然受制于人的我国来说,可能会是比较大的打击。

同时,本次疫情对我国来说也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1)目前我国疫情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在常态化防控的政策思路下,后续复工大概率不会导致疫情再次爆发,而欧美部分国家在疫情依然较严重的情况下急于重启经济,疫情复燃的风险较大。同时,我国通过前两年的去产能、去杠杆等政策,已经大幅化解了经济中的结构性风险,并且也为我国应对疫情冲击实施经济刺激提供了较欧美国家更为充裕的政策空间。上述因素有利于我国经济迅速实现复苏,并在今年全球经济总体大概率衰退的背景下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加重要的贡献。(2)疫情发生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意识到基础工业生产能力的重要性,并借机引导企业将制造业向本国回迁,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一次中国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并重启经济恰恰证明了中国具有良好的危机应对能力,同时我国医疗物资方面从紧缺到充裕再到对外出口和援助,也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强大力量,这些反而可能增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令产业链进一步向中国转移,结合中国巨大且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投资中国”仍将是未来世界的主旋律。(3)虽然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不断抹黑,但是在全球,仍然会有大量的不依靠西方二手信息来了解中国的政商人士理解并认可我国的努力,对我国将来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构成利好。我们相信,只要中国坚持目前正确的防疫和经济发展方针,继续走好我们自己的路,时间一定会为中国在抗议过程中的努力和成绩“正名”,当中国的抗疫成功被世界普遍认可之时,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有望得到显著的提升。

本次疫情的全球传播充分说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世界的客观现实,发展并实现更美好的生活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在这一理念下,全世界人民都是平等的。全球有70亿人,而欧洲和美国加在一起仅有8亿人左右,他们的声音再大,也代表不了真正的国际社会。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在经济基础发展和社会制度变革之间螺旋上升的。中国应秉持制度自信,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不会以邻为壑,而是带动全球共同发展与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同时,我们也应满怀自信,看到正站在未来向我们招手的历史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