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严谨的逻辑体系、精巧的分析工具以及“经世济民”的远志宏愿，经济学常被视作社会科学中最具硬度的学问。然而，每遇现实经济出现波折，经济学也往往为人诟病，例如“为什么经济学家很少能预见危机”“为什么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常不一致却都标榜为科学”“经济学反映的大部分都是常识吗？如果是，经济学的价值何在”“经济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收入增长与分配等重大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此类责难比比皆是。在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向诸多精英学者问道：“为什么没有人提醒（危机将至）？”可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发生在现实经济活动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经济学特别是以经济总量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宏观经济学进入“至暗时代”。

事实上，面对这场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危机，若干顶尖学者从不同视角、层次对经济学这一“沉闷科学”展开反思与争论。例如，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卢卡斯为“有效市场假说”等核心信条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做了直接的正面辩护。而保罗·克鲁格曼则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发表《经济学家怎么错得如此离谱？》一文，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特别是“理性人”和完美市场假设，给予了无情的抨击与嘲讽。对此，卢卡斯的芝加哥同侪、著名金融学家约翰·考克伦则针锋相对，在《经济事务》杂志上抛出题为《克鲁格曼怎么错得如此离谱？》的文章，对这位“明星”学者的观点几乎进行了逐条驳斥。此外，与这种思想碰撞高度相关的是，经济学教学也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深深触动。其中颇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11月，美国哈佛大学数十名学生给知名学者曼昆发出公开信，批评其在该校享誉世界的旗舰经济学课程中缺乏批判性的多元化视角，并宣布罢课且走上街头声援彼时正值高潮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然而，这一危机似乎还不足够深重，以至尚未撼动主流经济学的现有范式。总体来看，各种所谓的方法论反思虽然表面热络，实则极为贫困，基本可以归结为库恩所指的“常规科学”框架之内的修修补补，更未引发这位著名科学哲学家所谓的在公认的危机时刻人们常常转向的哲学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抽象的哲学层面的“方法论”或英文对应词大写“M”的“Methodology”，在中外语境下都难免给人一种错觉，即这类文献的主题就是要讨论从事经济研究应遵循的“方法”，或者说要教授人们如何做此类研究。其实这种看法如果不是大谬不然，也是十分片面的。哲学层面的“方法论”（又称“经济哲学”）的真正主题在于探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特征、逻辑形式、认知范围和理论评价等本质性、统摄性的问题，而非处理具体的、实践层面的“如何做研究”的问题。简而言之，此处的方法论重在探讨经济学研究者“正在做什么”“能做什么”以及“应当做什么”等问题。可能对许多人——无论经济学业内与业外——而言，这一主题看似无关紧要：经济学家难道不是一群知识渊博、智力超群的专业化人士，怎能不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力之所及呢？然而不幸的是，自知往往最难，而且对于那些自视甚高的“认知者”来说，经常看不到自知的重要。对此，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的断言可谓一语中的：“我们并不认识自己——我们这些认知者——不认识我们自己，是有原因的：我们从来就没有试图寻找过我们自己，怎么可能突然有一天找到我们自己呢？”

既然对自知兴趣寡然，在一般科学研究中忽视这种哲学层面的方法论就实在是一种常态了。具体到经济学领域，不难看出，相关研究可能也是这一堪称显赫的学科之下最为孤冷的分支。究其原因，除上述对自知的漠视之外，还有以下具体因素。

首先是当代学术研究的特点所致：在当今学科专业细分的背景下，包括基础理论的各类研究大抵在于围绕一处具体问题展开，力求在深入发掘的基础上抽象出其中可以推广的理论价值，进而实现所谓的“片面的深刻性”或者“以小见大”。而深层的方法论探求，往往以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源代码”等基础性、普遍性、整体性问题为对象。对此当然也有不少学人偶有所感，或发所思，并将之置于著作导论或者杂文随笔之中，但却缺乏系统把握，特别是未能认识到“经济学方法论”如同“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本身也是一门有其独立对象、方法、文献背景、学科体系的专业分支。因而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在现实中相关议题也多是观之者众、精之者寡，自然难以红红火火、蔚为大观。

其次，自19世纪70年代开启的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实证性、技术性，特别是广泛运用数学工具的倾向日甚，而方法论等带有明显思辨色彩的研究一般难逐此流。这导致经济学家对之或者不严肃对待，或者受限于缺乏分析工具，以致“无从下手”。后一点对接受较为系统的数理方法训练的青年学者来说，可能感触更为深切。

再次，研究经济学方法论必然要深涉思想史。而后者的“孤冷”程度与前者可谓在“伯仲之间”。特别是自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以来，主流的经济学方法也转向了“现代化”，即以近世物理学为蓝本的某种亦步亦趋的模仿。除了其积极方面以外，经济学之为“硬科学”的属性不断凸显，也使得这一学科如其他自然科学门类一般，开始忽视自身发展的历史。因为后者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今天，这门学科的许多从业者相信，凡是错误的或无价值的理论已经被永久淘汰，而正确的或者更有价值的理论则已经全部体现在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之中。思想史则成为（至少在许多该领域之外的人看来）相关人物、事件的奇闻轶事集锦。对此，在方法论和思想史两大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英国学者马克·布劳格也曾讽刺与自嘲道：“不要讲思想的历史，拜托，我们是经济学家！”然而，不难理解，如果没有对思想史的关注和钻研，特别是对经济学理论、概念、方法、工具以及外部影响等的历史性把握，方法论研究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难以流长。

最后，作为一门实用科学，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门类往往最终要落脚于对现实政策的分析、评估与建议。在此方面，方法论研究的“劣势”更为明显：它不仅难以直接同实际的经济活动及相应政策议题相联系，而且就其学科特点而言，方法论研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同具体的理论和现实主动拉开一定的“社交距离”，以此保持某种新鲜的“他见”视角。否则，人们或者失之于细节，而不能窥得其结构与全貌，正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陷入“日用而不觉”的浑噩之境，即始终遵循某种原则、方法与路径，但却无法有意识地认清其本质与内在逻辑。由此，经济学的这一分支可能也是与现实层面的“名”与“利”相距最远者，故而从之者寡也不足为奇了。

或许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显然，均与这一领域本身的重要性无关，不少顶尖经济学者对方法论研究也提出了“忠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曾说，65岁之前关心方法论是愚蠢的！其同辈、但可能更为著名的萨缪尔森则改用英国文豪萧伯纳的名言“有能者为之，无能者教之”，并戏谑道：“有能力的人做事，没能力的人就闲聊方法论。”当然，上述言论重在调侃，至少不能尽信。实际上，施、萨二翁就曾致力于对经济学方法论的“闲聊”，且成就斐然。这里不妨提及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在回应施蒂格勒上述“年限论”时做出的一个妙喻：对方法论的关心，有如查看地图之于驾驶。总不能一味开车，而不知其始、也不知所终吧！显然，在金融海啸余波尚在、世界经济和全球化进程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广泛冲击的现实背景下，这种深层的、旨在溯源与探路的方法论反思可谓正当其时。它对于经济学回归经世济民的初心，又顺应时代继往开来均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