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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收益、经济增长与贫富分化:一场“有数据之争”

作者Author:李成 2021-05-31 2021年05月31日
作为《21世纪资本论》的核心论点,皮凯蒂(2014) 指出,资本收益率(r) 和经济增长率(g)的差距,是导致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本力量”。然而,自被提出以来,这一所谓的“r-g”模型招致较多争议,但严谨的定量分析尚属寥寥。本文利用11个世界主要经济体关于财富积累及顶端收入/财富份额数据,对“r-g”对分配的影响进行了面板分析。结果表明: 经验证据总体上并不支持以上论断。事实上,在多数回归设定中,“r-g”这一变量同顶端收入/财富份额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联。对此,本文从资本- 劳动替代弹性的“增长效应”出发,对这一经验结果提出了尝试性的理论解释——这一视角在皮凯蒂本人的研究及相关文献中被普遍忽视。

一、引言

2013 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一书首先以法文版刊行,其后被译为英文、中文等多国文字( Piketty,2014; 皮凯蒂,2014) 。同一般学术专著不同,该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学专业领域,在各国决策者和一般公众间引发热烈反响。尽管各种观察角度各异、臧否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余波尚在、全球化渐入低潮、贫富分化普遍加剧、各国及国内各社会阶层矛盾凸显的时代大背景下,皮凯蒂的研究可谓在“正确”的时间指向了“正确”的问题。特别是其所揭示的长期收入与财富分配趋势及其背后的机理,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发展、全球社会思潮、乃至政治运动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褒扬到,皮凯蒂的著作将“改变我们思考社会以及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方式”( Krugman,2017) 。

近年来,由皮凯蒂参与组建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World Inequality Lab) 收集、估算了若干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构建了“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简记作WID) ,并在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分配型国民账户”( 即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见 Alvaredo et al.,2016) 。最近基于这一资源与框架,皮凯蒂等人的团队发布了首份《世界不平等报告》( Alvaredo et al.,2017) ,进一步将收入与财富分配问题推向了有关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中心。该报告在《21 世纪资本论》、Atkinson et al. (2011) 、Piketty and Zucman(2014) 、Saez and Zucman (2016) 、Novokmet et al. (2017) 和Piketty et al. (2019) 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余个经济体分配状况的考察,并提出了“约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经济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加剧”这一基本判断。

尽管还有诸多可供商榷之处,上述研究为定量描绘分配格局及其动态提供了丰富、翔实、透明的数据基础,使得相关讨论摆脱了所谓的“无数据之争”的窘境( 皮凯蒂,2014) ——这也可以说是皮凯蒂及其合作者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所在。但依笔者看来,除数据方面尚有许多改进空间之外,皮凯蒂等人的工作在理论层面还有无法回避的薄弱之处。其中,作为《21世纪资本论》及相关研究的立论基础,皮凯蒂指出当资本收益率(r) 大于经济增长率(g)时,资本收入的增长快于整体经济,继承而来的财富积累速度也会快于通过劳动收入形成的财富,分配格局自然也将趋于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论断触及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即如何理解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分配效应”以及究竟哪个阶层( 贫者或富者) 能够更多地从财富增殖与经济发展中受益。在很大程度上,约自“边际革命”以来,这一问题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被广泛忽视、淡忘,而皮凯蒂则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关注。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在最近由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 而诱发的全球经济放缓和利率下行的背景下,在世界范围内不同阶层、行业、地域的公众也受到了广泛而有差异的影响。对此,皮凯蒂上述框架的现实意义又再度凸显。

然而,令人不免遗憾的是,尽管皮凯蒂在书中将“r > g”不等式称作导致“(贫富) 分化的根本力量(皮凯蒂,2014) ”,并“囊括了我( 皮凯蒂自指) 所有结论的整体逻辑( 皮凯蒂,2014) ”,但却基本上仅止于对历史数据的直观上的描述性分析,并未继续深入其“有数据之争”,特别是未对这一所谓的“r > g”模型给出严谨的实证检验与理论说明。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皮凯蒂的以上观点应被理解为一个悬而未决的“猜想”而远非“结论”。在其后的Piketty and Zucman( 2015) 一文中,尽管作者将r-g同财富分布(假设服从帕累托分布)、储蓄率冲击相联系,并给出了一定的理论论证,然而仍依赖于对储蓄率、经济增长率、资本收益率等关键变量的外生性和独立性假设,因此理论逻辑尚显薄弱,更不能回应下文将要介绍的实证结果。此外还值得指出的是,在皮凯蒂的新作《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作者在近1200 页的论述中几乎对于“r > g”模型这一统括其前述研究的根本性逻辑只字未提,对相关争议亦未直接涉及( Piketty,2019) 。

事实上,对r > g 这一不等式同贫富分化的关系,近年来已经开始有一些零星的经验研究。例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15) 对经合组织(OECD) 成员国的计量分析显示,r与g 的差值同顶端1%的收入组占全部国民收入的份额之间并无显著的正向关联。特别地,在Acemoglu and Robinson一文列出的全部18 次回归结果中( 指标与模型设定有所差异) ,有13 次回归中的r-g 系数甚至为负值,其中又有5 次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作为对比,当这一指标系数取正值时则全不显著。因此,上述经验研究非但不支持皮凯蒂的上述论断,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相反的逻辑,即r与g 之差可能对改善收入不平等有积极、正向的作用。此外,同样利用发达经济体数据,Góes( 2016) 也对皮凯蒂的上述论断进行了检验。通过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即Panel VAR) 的脉冲反应分析,Góes 发现在其考察的近四分之三的国家中,一个对r-g 的正向冲击将在其后的1 至10 年间减少顶端1%收入份额。总之,以上两个研究都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经验发现,即r 与g 的差值同收入不平等负相关或不相关。而据笔者浅识,目前仅有极少实证研究支持皮凯蒂的观点,如 Fuest et al.(2015) 的研究显示r 与g 的差值同财富分配不平等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作者对于资本收益率的假设极强——仅以金融发展指标作为资本收益率的代理变量或假设跨国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使得资本收益率相同。此外,较之于收入分配,有关财富分配的数据质量、样本规模都差强人意( 仅约有40到80个观测值) 。因此,总体说来,Fuest 等人支持性证据的说服力较弱。

从理论角度,皮凯蒂的论断似乎受到了更多挑战。总体看,现有文献主要围绕着“r > g”不等式能否成为导致分配恶化的充分条件这一问题展开。例如,Mankiw( 2015) 论述到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婚姻选择资本税率等一系列变量,都会导致即使当r > g 时,如果这一差值不足够大,贫富差距并不一定拉大Jones( 2015) 还指出了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储蓄率资本税率等关键变量的内生性和相关性也会导致r-g模型可能过于简化上述的Acemoglu and Robinson(2015) 则指向了内生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政治制度等因素对分配的影响类似地,Irmen and Tabakovic (2020) 也从经典的含有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出发,对皮凯蒂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反驳Weil( 2015) Nielsen( 2017) 等人还强调了被皮凯蒂忽略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Milanovic( 2017)则从理论上进一步指出财产分布的集中程度以及资本收入和高收入的关联性等因素也会影响分配格局总体上看,上述文献以及皮凯蒂本人( Piketty2015a; 2015b) 的相关回应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即使r > g 能够长期成立,这一不等式既不构成收入/财富分配恶化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此外,也有文献质疑,由于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要素替代弹性一般小于1,所以资本收益率仍会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较快地下降,以致r > g不等式在长期能否成立还成问题(见 Milanovic2014;Rognlie2015; Raval2017 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Schmelzing( 2020) 对先发经济体长达近8个世纪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发现资本收益率并不如皮凯蒂断言的那样长期保持稳定相反,收益率呈现出逐渐减小,甚至转为负值的趋势——r-g也相应收窄,以至出现r < g 的情况总之,以上研究从不同方面对皮凯蒂的r-g 模型进行了富有启发的评析与反驳,然而在逻辑上,上述讨论都未能直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控制了其他决定因素后,r g 之差对收入或财富集中度仍无显著影响,或在多数情况下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是本文和多数相关文献的一致发现

参考上述极为有限的经验和理论文献,本文旨在对“r-g”与分配关系进行更为严谨的“有数据之争”——即实证分析,并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对比现有工作,本文的主要贡献及创新有两方面。在实证方面,本文利用WID 数据库提供的国民财富数据以及各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等信息——这些数据也是皮凯蒂研究的主要数据基础,重新估算了若干主要经济体的资本收益率。不同于相关研究中运用的个别类型资产的收益率,本文的估算将考虑除人力资本以外的全部“财富”所产生的综合收益状况——这一概念运用也更加契合皮凯蒂关于“资本”的定义( 后文详述) 。因此,无论从数据还是概念上,本文的实证研究是对皮凯蒂观点更为直接、更为严格的检验。此外,在回归方法上,本文的计量分析充分考虑了收入/财富分配的其他决定因素、以及有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这两方面问题在Acemoglu and Robinson(2015) 、Góes(2016) 中均较为突出,致使其实证结果并不稳健。在理论上,我们将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对经济增长和分配的影响——即所谓的“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 de La Grandville,1989) ——这一视角,就“r-g”模型提出新的尝试性理论诠释,并指出当满足一定条件时,更高的r-g 差值可能对应于更平等的分配结果。

余文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介绍资本收益率的估算方法及相关描述性统计; 第三部分展开经验分析,包括数据介绍、基本回归、以及稳健性检验等; 第四部分从要素弹性角度解释经验结果; 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讨论相应的政策含义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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