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2019、2020年新旧更迭之时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已经处于低潮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沉重一击——依目前形势看，其影响之巨足以划分全球化的不同时代。而面对这一结构性冲击，加之此前的英国“脱欧”、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抬头、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重大波折，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对全球化这一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充满疑惑。在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和动力结构未被根本撼动，其中却也呈现出新的侧重与特点。对此，笔者略发浅识，梳理出在今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需要引起更多关注的几点事项，供读者参考。

其一，效率与安全需要平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正值全球分工与贸易格局向产业链层面广泛延伸之际。显然，这一新的模式意味着更加细化的分工，进而带来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不得不说，此间道理可谓老生常谈。如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即讨论了类似问题，并以扣针生产的18道程序作为实例，生动地展现了这种“链式”分工协作的益处。然而，斯密在此似乎忽略了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一旦有某个环节出现差错，或者其间有人彼此不睦，则整个生产链条即会断裂进而全部失效——此时甚至一枚针都不能生产。此外，分工的日益复杂，也会增加监管难度及相应风险。例如，在2013年爆发的“马肉风波”（即在标注的牛肉制品中混入了马肉）中，一向被视作食品安全管理“模范生”的欧洲国家也由于供应链条的繁复，在短时间内竟无法查明马肉源头，只能借助于DNA检验。诚然，同效率改进相比，由分工细化导致的风险和成本可能较为次要，但也绝不能一味追求效率而对安全置之不理。况且从长远看，效率和安全也并不矛盾，特别是效率的提升，也为风险应对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可能性。这包括借助全球生产网络建立低廉高效的物资储备，以及通过鼓励公平有序的国际竞争，构筑产业链的断点保护机制和灾难备份系统等。

其二，不同文化需要互相包容、求同存异。经济全球化的背后也必然伴随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等层面的交流与碰撞。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洪流，各方都需要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融汇成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否则，各方就会陷入故步自封、鸡同鸭讲般的窘境，甚至愈加接近、愈发憎恶，直至开启所谓的“文明冲突”。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价值层面的分歧虽同经济利益高度相关，但又不能混为一谈。一般说来，前者更加复杂、隐蔽甚至“顽固”。在很大程度上，以经济或物质利益的视角看待万物、解释一切，本身就在不自觉中陷入自持的价值观念之中，对理解他人、理解自己均有害无益。

其三，国际治理需要摆脱“囚徒困境”。疫情之下，本就问题重重的国际治理体系的弊端进一步凸显。从二战后近70余年来的实践可知，同极少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主权国家相比，国际或地区机构始终缺乏持续的支撑力、号召力和约束力。在此，不免令人联想起19世纪末出现的世界语（Esperanto）：尽管这一人工的国际语言有着规范易学等突出优点，但由于没有自然的母语国家或民族的支持，始终仅仅作为一门冷僻的语言，同其沟通万邦的宏愿大任相去甚远。今日多边治理机构的乏力，又何尝不类似于世界语的窘境呢？由是也可以推知，在所谓“世界政府”遥不可及的局面之下，多极化发展可能并非出于某方的愿望，而是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当然，纵观历史，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包括经济、卫生、气候、安全等诸多层面也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变得空前迫切，各国回到“孤岛”状态已经无法想象。从积极角度看，日益增多的“共同敌人”，也为各方如何通过多次博弈和积累学习，摆脱非合作的“囚徒困境”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其四，不应混同“趋势”与“波折”。从宏观层面看，只要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即科技创新持续向前，这一长期趋势——主要表现为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政策合作等——就不会有根本性的逆转。然而，切忌将这种大趋势做机械性的理解。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波折、反复，而且其持续时间可能颇为漫长。在此，不妨将经济全球化趋势喻为气候变迁，将各种波折看作天气的变化。即使我们认定了某种气候上的大趋势在所难免（如全球暖化），但也不能用于指导明天甚至下周出门该怎样穿衣。有鉴于此，我们不能因断定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就对肺炎疫情及经济危机之下的经济全球化“波折”掉以轻心甚至掩耳盗铃。有关决策部门和市场主体，都需认真研判、着手应对全球产业链重组、外资撤减、人文学术交流受限乃至国际冲突加剧等一系列至少会持续数年的“中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