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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争端:短期关切与长期考虑

作者Author:李成 2019-03-07 2019年03月07日
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自年初以来,在所谓的“301”调查基础上,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从规模、强度、波及面等方面看,此次事件业已成为近40年来中国遭遇的罕有的严峻外部冲击,也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经贸交往中鲜有前例。尽管在事态进展中,包括两国元首在内的高层进行了多次会面、磋商,众多业界、学界人士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对此表达了担忧与关切,但无奈美方决策层似乎决心早定,始终摆出咄咄逼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式。截至2019年1月,美国已对来自中国的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到25%的关税,约占中国对美货物出口的一半。当然,中国也旋即采取了若干反制措施,包括对美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 提起诉讼等。


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自年初以来,在所谓的“301”调查基础上,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从规模、强度、波及面等方面看,此次事件业已成为近40年来中国遭遇的罕有的严峻外部冲击,也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经贸交往中鲜有前例。尽管在事态进展中,包括两国元首在内的高层进行了多次会面、磋商,众多业界、学界人士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对此表达了担忧与关切,但无奈美方决策层似乎决心早定,始终摆出咄咄逼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式。截至2019年1月,美国已对来自中国的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到25%的关税,约占中国对美货物出口的一半。当然,中国也旋即采取了若干反制措施,包括对美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 提起诉讼等。

一、中美贸易争端的近忧与远虑

尽管从表面看,中美贸易争端的焦点在于持续多年的贸易失衡,但笔者认为,纠正短期失衡并非美方的主要意图,或者说仅仅是其“近忧”。打压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抑制其长期发展潜力,乃至阻止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大国全面崛起,确保美国在科技、产业、商业、货币、安全、制度等多方位的全球霸权才是其最根本、最长远的考虑。这与同时展开的美国与其西方盟国的贸易纠葛,以及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日本、德国的经贸摩擦有着本质区别。具体来看, 可从以下四方面来理解。

美国更加重视中国对其科技优势、产业优势乃至所谓国家安全的威胁,若干具体举措并不直接作用于贸易平衡,甚至不惜扩大逆差

一方面,无论是此轮争端所依据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交的“301调查”,还是已经生效的加税清单,借着“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性技术转移”“网络入侵”等一系列莫须有的指责,美国将矛头直指中国航空航天、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汽车等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产业辐射度产业,与减少对华逆差并无直接关联。另一方面,与贸易争端相伴进行的对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焦点也不在贸易逆差,而是围绕高科技的“未来之争”。

此外,无论美方如何宣称“逆差”之严重,在对华禁售高新技术、先进设备等问题上却始终没有丝毫摇摆。近期,美方甚至还表示将限制中国留学生在上述敏感领域赴美求学。显然,至少在短期内,这些举措只会减少美国对华服务的出口。

中美贸易争端正值两国对外失衡明显改善时期,且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被显著高估

事实上,约自“次贷危机”以来,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状况都在持续修正之中。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 显示,美国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已从2006年的-5.8%升至2017年的-2.4%,而中国则从2007年的阶段峰值9.9%降至2017年的1.3%,明显低于同期的日本(4.0%)和德国(8.1%)。由此观之,中美两国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多边再平衡空间。(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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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就中美双边而言,尽管美方宣称对华贸易持续出现严重逆差——如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口径,自2005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包括货物与服务)均超过2000亿美元, 但这一数据包含了大量中间品贸易流,并未考虑双方本土增加值上的差异——前者在加工贸易中尤为突出。经合组织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对华贸易(包括货物与服务)毛额上的逆差为2515亿美元,而一旦考虑双方本土增加值, 这一数字便大幅降至2192亿美元。由此可见,在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产业分工高度细化的今天,简单的双边贸易毛值往来数据(或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充满迷惑性,以此判断贸易失衡有失精准更有失公平,特别是对大量从事加工贸易的当事方(如中国)。对此,美方决策和咨询部门不可能不深晓其中的道理。

尽管一再抱怨乃至谴责中国的“不公平”竞争,美国依然从现有的两国经贸交往中获益颇丰

首先,美国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外部融资。由于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以及美元的霸权地位,中国因贸易顺差而积累的对外资产多以美元形式持有,并将其中约三分之一(2018年10月达到1.14 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的37%)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其本土,以支持美国民众高消费、低储蓄的生活方式。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收益甚微,一般仅为3%左右。

其次,中国庞大而富有成长性的市场为在华美企带来了丰厚回报。与前述廉价融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国在华资产(即中国对外负债)总体收益率通常在6%以上,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收益率更远高于此,往往可达两位数。这一收益率的显著差异,直接导致了近十年来中国对外净资产虽为正值,但国际投资收益项目却持续录得负数。具体到美国,根据荣鼎集团(RhodiumGroup)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估算,2017年美国在华FDI存量达2560亿美元,即使按照15%这一较为保守的收益率估算,年收益也接近400亿美元(另据商务部数据,2015年在华美企利润合计360亿美元)。此外还须指出,中国对美贸易中,又有近一半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资企业实现的,在信息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中外商占比更是高达79%。由此可见,相当数量的美国企业与公民也在分享中国的外贸收益。

最后,尽管近年来持续缩小,中美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劳动成本差异。据大型企业联合会估算,2013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报酬仅为美国的11%。显然,通过贸易,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极大地降低了美国从机电产品到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广大民众也因此获得了高额的剩余。凡此种种,美方对此可谓心知肚明,但又却在争端中避而不谈。

本次争端更为深远的背景在于中美两国科技、产业竞争力出现持续消长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产业结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便是其曾经强大的制造业相对规模不断缩减,相应地让位于金融等服务部门。而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追赶迅速,中国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目前在总量上已达到美国的1.5倍。更为重要的是,在规模扩张的同时,近十余年间,中国在产出效率、科技含量、创新能力、附加价值、工业门类齐全度等方面发展迅速,相应地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例如,1978年中国每位就业人员的产出仅为美国同期指标的2.5%,2000年升至7%,2018年进一步升至26%(见图2)。2000至2015年间,中国研发支出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6%跃升至13.7%,同期美国则从39.0%降至30.4%(见图3)。此外,反映自然科学研究能力的“自然指数”显示,2015至2017年间,中国学者在顶级学术期刊的发文数量已经由同期美国的37%升至46%,并同德国、英国、日本等国拉开差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尽管美国的科技、产业优势依旧明显——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但其同中国等追赶者的“安全距离”正在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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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思路与对策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不妨更加积极、主动、灵活地处理贸易失衡这一美方的近期关切——后者的相关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有“佯攻”的成分。同时,要认清其长期的、带有战略性的考虑或者说“主攻”所在,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乃至建构现代经济体系等核心利益上不妥协,但也不搞对抗。为此, 应做好争端长期化和相应的“持久战”准备,既积极、真诚地展开建设性的对话磋商,又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几次谈判一劳永逸地解决双方的核心分歧。具体地讲,以下政策思路可供参考——前两项主要针对“近忧”,后两项则意在“远虑”。

积极主动实现中美双边贸易平衡

无论从发展可持续性角度,还是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看,实现国际贸易平衡都是新时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一时一地的外部压力无关。因此,应特别注重进出口活动对中国科技创新、产业转型、人力资本积累、消费升级等方面的影响,而非聚焦在“顺差”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 后者实际上具有很大的误导性,绝非长期的经济增长源泉。

一方面,应积极扩大对美进口,尤其是高端信息、机电设备以及健康、教育等同中国互补性较强的产品和服务。这不仅于我有利,也有助于回应美方表面上的对平衡贸易的诉求,削弱相关政策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要坚决淘汰同出口相关的落后产能,特别是要严控附加价值低、资源消耗大、环境影响严重的本地生产活动。此类出口虽可在短期促进就业与增长,但从中长期看得不偿失。此外,对于此轮贸易争端的反制措施,有关决策部门也要充分考虑对自身科技创新、产业转型、消费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的影响,分清主次,选取重点,不一定非要按同等规模跟进,力度也不必一刀切。

力求限定“战场”,防止摩擦向货币和金融领域蔓延

相较于贸易问题,货币和金融领域产生的冲击甚至恐慌往往更为广泛、更难预测,因此也更加难以控制,其后果中美双方都难以承受,也会给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带来巨大破坏。因此, 面对此次贸易争端,在制定对策时需要始终保持克制,竭尽所能将争端限定在经贸领域,特别是不应将操控汇率作为选项,更不能因此延迟以“双率”(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放宽市场准入等为核心的金融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功能,主动作为、提前作为、充分作为,以便在贸易摩擦等负面冲击中稳定金融市场情绪,阻断风险蔓延,提振投资者信心。

通过制度层面的改进与完善,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在新的发展阶段,以往的税收减免、用地便利等以成本优势为中心的“招商引资”模式须逐渐弱化乃至淡出,转向通过促进规则接轨、维护公平竞争、放宽市场准入、实现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深层次、全方位的制度优化,提升中国对包括美方在内的外国投资者的优势与吸引力。此外,在尊重规则、互利共赢的前提下,还要充分发掘在华外企的知识外溢效应。这些举措绝不仅是回应美方诉求,更是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例如,随着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知识产权侵犯的受害者,同时也成为知识产权的出口方——2008至2017年间,中国知识产权出口额已经从5.7亿美元骤升至47.8亿美元。因此,建立严格的、符合国际规则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业已成为中国实现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但相关宣传须放低姿态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保持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中美长期角力的最关键“战场”。在战略层面, 中国就此没有妥协余地,相关贸易政策包括对本次争端的反制措施,也都要在框架上服从并服务于这个总的发展目标。当然,在制定和实施相关产业发展战略过程中,应进一步凸显微观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尊重市场运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避免政府主导,弱化国家意志。重点也应落在上述市场制度环境的建设和维护,避免干预具体产业门类的发展,更不应以“看得见的手”直接来“挑选赢家”。而在战术层面,中国需要充分展现灵活性与柔韧性,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在封闭对抗的环境中谋求自身发展。因此,一方面需要更加积极、更具创造性地发掘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合作共赢空间,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转型中的机遇;另一方面应“少说多做”,在相关宣传中保持低调、务实、审慎的态度,多做“换位思考”,既防止国人盲目自大、未富先骄的心态,又避免相关言论和主张被外方利用甚至有意曲解,以至成为煽动国内民粹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