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同时又遭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经营处于困难之中。尤其是一些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较大的服务性行业，暂时性停业、现金流断绝等情况甚至可能导致它们陷入困境。此时，市场和政策当局均提出让银行“让利”于实体，以便减轻实体经济财务负担、共渡难关的建议。本文从银行让利的理想状态出发，再纳入不同的现实因素后，发现银行让利面临市场失灵、代理成本等问题，确实需要“有形的手”介入，才有可能均衡各相关利益方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银行让利的理想模型。在一个典型的银行—企业借贷关系中，银行投放贷款给企业，企业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并按约定还本付息。我们先观察一家银行与一家企业的借贷关系，并假设是完全市场化运行（即符合双方信息充分、市场出清、无交易摩擦等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此时，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比如疫情）导致企业经营陷入暂时性困境，现金流断绝，无法按照还本付息。但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企业无其他严重问题，只要冲击结束，一切又可回归正常。由于假设了信息充分，因此银行也是掌握这一信息的。这时，企业向银行申请减免利息（或其他措施，比如本金展期、利息延期等。为简单起见，本文暂且将让利仅定义为减免利息）。

此时，银行面临的让利决策其实是相对简单的。由于这家企业经营陷入暂时性困难，银行完全掌握决策所需信息：如果让利，企业财务负担减轻，就能够渡过难关，但银行因此少收一部分利息，但未来依然可以正常经营，继续是银行的客户；如果不让利，企业因无法支付到期债务而破产清算，银行会承受不良资产损失，且失去一家客户。因此，从银行自身利益角度，只要能够清晰地比较两种选项的利益大小，便很容易做出双赢决策。一般而言，企业破产导致的不良资产、客户丢失的损失，肯定是远远大过因让利而少收的一点利息的，让利比不让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然而，这一情景可能只存在于理想模型之中，即双方对信息掌握极为充分，且无其他交易摩擦。但现实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比如，最大的一个现实情景，可能是银行对企业经营未必有100%的把握，万一让利后企业继续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最后依然还没有康复，到时再去处置不良资产，回收率可能更低，还不如一开始就拒绝让利、启动贷款清收流程。因此，现实中，不可能像理想模型那么简单。

上述理想模型中，一家银行面对一家企业，信息相对容易掌握。但现实中，一家银行必然是服务成百上千的企业，一位银行客户经理也要服务很多家企业，这时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会显得严重。即银行一对多：信息不对称。

我们假设某一家银行服务于多家企业，这些企业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困境企业，即使没有疫情冲击也是要破产的，应该立即启动贷款清收流程；二是受疫情影响暂时受影响的企业，就是上一段中的例子，应该让利；三是经营稳健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这种无需让利。

但在疫情来临之后，政策当局公开号召银行业可以为面临暂时性困难的企业让利。企业收到信息后，纷纷向银行申请让利。换言之，假设上述三类企业中的大部分均来向银行申请让利。很显然，除了第二类是真正需要让利之外，另两类都是混水摸鱼的，尤其是第三类，纯粹是想通过“装惨”来占便宜。而第一类可能是申请得最为积极的，因此出现了类似“逆向选择”的问题。

这时银行面临两个问题：信息不对称和公平性。

第一，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面临很多家企业，一时很难完全将这些企业准确地分类，可能需要进行一定的信息生产工作，即调查排摸。但是，疫情来得紧急，久拖不决又会导致第二类企业困难越拖越大，政策当局号召银行尽快落实，需要立即完成决策。银行虽然无法准确区分三类企业，但是毕竟是自己常年服务的企业客户，可能事先选出一部分完成分类，给予决策。然后，剩下的一部分企业，几乎无法区分。但银行同时也掌握三类企业的大致比例，比如各1/3。为防止出错，可能会处理得谨慎一些，比如只同意了少部分企业的让利申请，因此有可能拒绝一些第二类企业的让利申请。

第二，公平性问题。即使银行通过一定努力，尽可能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大致完成了三类企业的区分，并只接受了第二类企业的让利申请。那么，站在第三类企业的立场，可能也存在一个公平性问题。因为，第三类企业可能是一些平时经营较为稳健、加杠杆较为审慎、现金流管理较为保守的企业，当然，也说明它们其实是银行的优质客户。它们在疫情冲击之时，依然有较为充沛的现金储备，可以用来度过难关。但是，它们显然不会得到让利的任何好处，形成了一种“老实人吃亏”“按惨分配”的后果，甚至助长了企业经营不稳健的风气。

下面，再考虑另外一种情况，即多家银行共同给一家大企业放贷，而此时这家企业受疫情影响，若不给予让利则有很大可能经营失败。但是，只要稍微让利一点，它便能度过难关，而不需要让利太大。可能其中一两家银行稍微减免一点利息就可以了。即银行多对一：囚徒困境。

在过去“联合授信”制度未推广之前，多家放贷银行之间并不沟通，互不认识（但通过征信系统能获知知道其他银行的存在及放款金额），因此无法协调一致行动。这时，便会出现一种博弈状态，就是哪家银行也不愿意先出面商议让利，都等着别的银行先让利，因为只要有一两家银行让利，事情就解决了。这就是类似“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状态，即在博弈方互不沟通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均衡是共输的。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到有一家银行开始着急。这家着急的银行可能是放贷规模最大的银行，它可能先考虑让利，以便让这家企业存活。而其他银行则“搭便车”，无需让利。

这一局面在联合授信、“债委会”实施之后会有所改观。众多放贷银行可以共同协商，那家最着急的银行可能是牵头行，最有意愿同意企业让利申请，其他银行作为参与方，大家讨论各自都让一部分利。在某些情况下，类似的企业家数较多，这家企业由A银行当牵头行，但在另一家企业那边是B银行当牵头行，大家都形成了多次博弈，所以大家相互之间还是会比较配合的。

但是，处理这些博弈，包括设置债委会等均面临较高的交易、协商成本，企业在疫情影响下情况紧急，有时候还得考虑效率问题。

我国有大量的大型银行，包括六大行和其他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们的银行业整体市占率较高。它们由于规模庞大，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在应对金融风险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在执行类似让利这些决策时，却会体现出严重的风险委托代理成本。

假设一家大型银行，总行在北京，分行遍布全国。现在某分行的一些企业客户申请让利，分行员工对企业较为了解，并且评估后认为让利对本分行经营情况的影响有限，于是很快完成筛选并拟同意这些企业的申请，并报请总行批准。

材料递交至总行有关审批官后，就面临内部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问题。总行审批官并不了解这些企业情况，如何确定是不是该批准？当然，这一委托代理成本问题在日常的信贷审批时也是同样存在的，但正常的信贷审批可能标准化程度更高，如果企业资料齐备、有据可查，那么也就易于审批。即标准化审批可以依赖一套较为成熟的文书体系来完成。但是，在让利这种相对特殊的申请上，标准化程度很低，个性化程度高，且不可能有足够书面材料，更多依靠的是一线员工对企业的了解。那么，总行审批官就需要考虑一线业务员工判断对企业的准确度、调研的勤勉度，甚至还得考虑他们是不是有舞弊行为。因此，对于让利申请的审批，与日常信贷审批有较大差别，总行决策难度很大，即使决策，也有一定的盲目性。而如果久拖不决，则又影响决策效率，影响在困境中挣扎的企业的生存。

这便是大型银行内部的委托代理成本问题，同样也是决策链条问题。相反，一些本土化的小型银行，如当地的城商行、农商行，决策链条较短，总行人员也熟悉了解当地企业，可以更为高效地完成一些个性化、灵活性的审批，在效率上体现出较大优势。

因此，由于上述信息不对称、交易摩擦、公平性考虑等因素的存在，其实很难顺利达成双赢的让利决策。再考虑到我国大型银行较多，其内部的委托代理成本也非常明显，决策链条较长，较难灵活处理个性化审批，因此对于基层提交的让利申请，也较难高效实施。最终体现为市场失灵，形成的局面并不是最有利于双方的，甚至某些情况下是双输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有形的手”进行一定的引导。建议：

进一步明确减免利息等让利对象企业及工作安排。在银行内部治理短期内难有较大改善的情况下，而让利支持实体又比较紧迫，因此权宜之计是监管部门进一步明确让利的条件，尽可能细化要求，符合的条件的给予让利。比如3月1日，银保监会同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对让利对象和有关要求做了较为细致的安排，未来类似的较为明确的措施可继续出台，尤其是针对前文提及的一些信息不对称、交易摩擦、内部流程等细节设置一些安排。

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企业整体融资成本。这可以视为是全行业“一刀切”让利，且不分企业类型，保证公平性，各类企业均能受益。首先要进一步降低银行负债成本，通过降低政策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整治高息揽存等手段，逐步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尤其是近期一直居高不下的存款利率，应尽快想方设法引导其下降。然后，改善传导，引导银行优化贷款定价机制，使贷款定价更好地反映行业负债情况，并随之下行。具体包括进一步优化银行内部FTP系统和LPR传导机制，使整体贷款利率显著下行，从而使企业整体受益。目前来看，改善传导可能是更为紧迫的工作。

在银行内部完善流程，提升容错机制，落实尽职免责。从宏观管理角度，短期内暂时不可能完全排除浑水摸鱼之辈，但在市场手段失灵时，从全局计，次优选择是忍受一定的这类成本，而保证大部分处于暂时性困难企业的利益，度过此次难关。因此，宜在银行内部设计合理流程，对于符合监管要求条件的企业，尽可能放行。对于符合流程要求的让利业务，相关人员落实尽职免责，以提升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