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汇率问题不是表面上关于汇价水平及其决定的相对价格问题。尽管汇率政策不能简单地视为国家主权问题，但实行怎样的汇率体制却是一国自己的货币主权，根本上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根本利益所决定。在开放经济金融运行中纳入制度约束后的国民根本利益最大化，最终表现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但是，现实经济中可能存在的制度缺陷、资源错配会导致资源使用效率的损失。由此，标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索洛残差”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就不仅仅代表的是技术进步，效率和制度因素也自然包含在其中，即ＴＦＰ的估计值中隐含了效率改善（或恶化）。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和汇率都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对于把二者联系起来的综合思考，在政策分析中应用较少，在研究分析中也不多见，更多还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拓展的“宾大（Penn）效应”和“巴拉萨－ 萨缪尔森（B-S）效应”分析以及均衡汇率研究等，这或许与对制度约束的考虑相对不足有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中国的汇率体制必须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人民币的汇价确定，需要结合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人民币汇率动态演进，必须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某种发挥支撑、牵引作用的内在机理？如何实现保持币值对外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纳入制度因素的影响对汇率动态演进及行为边界划定又有何启示？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基本思路：采取分析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来引入制度因素；结合实体经济与金融相互协调下的生产能力扩张与货币化进程， 揭示TFP与人民币名义汇率及其动态变化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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