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美贸易战不期而遇，从中短期贸易纠纷到长期大国博弈，对抗程度不断加深，长效机制亟需建立。伴随冲突不断扩大，我国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加大。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下，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关口跨越难度加大，在扩大开放中动态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难度提升。针对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边际变化，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努力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新要求。中美贸易摩擦下我国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加大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政策落实，合理引导发展预期，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已日益紧迫。

一、贸易摩擦对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是我国“十三五”时期中美博弈下的一场遭遇战、持久战和攻坚战。所谓遭遇战，即不期而遇，预判不足。对此，市场也经历转变，从2018年3月至5月的不相信中美贸易摩擦会爆发，到现在相信是不可逆转。所谓持久战，即考验的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从中短期内贸易纠纷到长期大国博弈，伴随冲突不断扩大，对抗程度不断加深，长效机制亟需建立。所谓攻坚战，即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口跨越难度加大，在扩大开放中动态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难度增大。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会影响市场预期，而且从贸易、投资、生产链和资金等多层面冲击经济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已明确指出，在贸易不确定的环境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状况正在收紧，贸易战下紧张局势的加剧及由此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不仅会挫伤金融市场的情绪，引起金融市场动荡，而且会破坏全球供应链，最终导致全球生产率和福利下降。

实际上，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是以贸易战为“中间抓手”，“虚实相济”、“上下兼顾”，对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同时产生影响：从对经济发展影响看，旨在打压中国外需，扰乱市场预期，以期让中国经济“硬着陆”。值得注意的是，从对产业链的影响看，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摩擦，在生产层面，要让中国让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位置，以重塑全球供应链；在市场层面，挤压中国的世界市场份额，并将外资逼离中国，回流美国；在货币层面，制约人民币国际化，以继续维护美元霸权；在金融层面，冲击投资者信心，并带来跨境短期资本异动困扰，破坏国际收支基础平衡。

从各方反应看，2018年3月之前中美双方都曾出现误判，但是随着贸易战正式开打，我国国内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伴随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税落地，我国国内股市汇市开始下跌，伴随2018年10月美国股市也出现了大跌，打贸易战两败俱伤的结果开始显现，市场已开始认真对待中美贸易摩擦威胁。

二、汇率和外汇储备是观察贸易摩擦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重要参数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前，人民币汇率“去美元化”就已开启。“十三五”以来，从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看（直接标价法），其与实际美元指数（间接标价法），走势上呈现较高的“正相关”。即同一标价法下，两者是“负相关”：实际美元指数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从人民币有效汇率看（间接标价法），自2017年5月后，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与美元实际汇率指数在同一标价法下呈现负相关。这彻底改变了过去长期以的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实际上是“十三五”时期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

整体上，“十三五”期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在92到98区间内基本稳定。从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动态看，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外汇市场影响，基本上总体可控，即没有出现大幅剧烈变化。从汇率走势看，伴随2018年4月美元再次走强，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经历了“先升后贬”的调整。其中，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贬值与市场开始认真对待贸易战威胁有关，而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升值与资金流入境内有关（如在资管新规下，国内企业资金紧张，迫使其把境外资金调回境内，或在境外市场筹措资金，从而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从CFETS市场调整幅度和发生时点看，均发生在中美相互开征关税之后且幅度较大，这暗含了中美贸易摩擦迫使外汇市场参与者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外贸和中美关系等一系列前景。

进一步考虑外汇储备，从而无论是“保汇率”还是“保储备”，根本上都是为了保信心，恢复市场信心，只有稳预期，才能最终保住汇率、稳住储备。对此，从表征短期货币错配的指标，即我国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来看，在近年来仍不断持续增长，该指标2018年6月比2016年6月的增幅已超过10%。亚洲金融危机经验教训表明，危机爆发前相关国家的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相对较高（甚至有上升的情况），危机爆发以后该指标迅速下降。我国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也曾在2015年3月后大幅跳升而后2015年9月又开始持续回落。值得注意的是，该过程与我国2015年经历的股市汇市动荡，及2014-2016年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三者时间节点上重叠。

三、国际收支是观察贸易摩擦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关键维度

“十三五”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差额占GDP比重始终处于合理区间，并且中国外部不平衡的重要特点（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双顺差”）也已根本改变。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已首次出现逆差，且后续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总体上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在收窄，外需对拉动经济增长贡献度进一步降低，经济下行的外部压力在增大。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实现国际收支基础平衡可持续。

与此同时，我国国际收支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资本和金融账户已成为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主导因素，而其中的其他投资项下资本流动则是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最主要部分。为此，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使用的以国际收支平衡表衡量的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即非直接投资形式的短期资本流动（包括的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和其他投资）来表示跨境短期资本流动（见图1）。目前，我国已改变2014年中期以来我国跨境短期资本持续流出的局面。进入“十三五”时期，特别是2017年以来，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见图1），体现了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