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产业结构调整的长周期。这一调整以信息、生物、计算、通信、材料技术的大发展为主要特征。按照长周期理论的场景刻画，科学技术的周期性颠覆性变化及相应的产业结构大规模调整成为实体经济运行的主旋律。从经济发展的长周期视角研判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并据此进行科学决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抓手。实践证明，长周期理论的核心论断高度契合了习近平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驱动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逻辑。

一、金融、科技、产业的三角循环体系

金融、科技与产业的良性循环是激发经济活力、实现创新驱动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重大的科技创新只有与重大的金融创新相互耦合才能引发产业革命。金融结构变化应着眼于资金可得性原则，以是否适配于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阶段特点对金融体系的效率进行评判。创新企业在成长发展过程中要历经多次“惊险的跳跃”，与不同阶段相对应，需要有多种禀赋的资金供给，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应当与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特点相匹配。

金融、科技与产业通过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相互赋能，实现良性循环，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这个三角循环体系中，科技为器、金融为基、产业为本，典型的循环逻辑为：金融持续地采纳新技术而实现效率倍增→金融服务实体产业的能力得以提升→产业发展牵引创新方向并提供技术验证场景→技术进步驱动产业变革并重构金融业态。其间，健全的制度环境、先进的基础设施、优良的要素禀赋、包容的社会文化等配套条件是实现三者良性循环的前提和基础。金融、科技与产业是现代经济的三大核心支柱，实现三者的良性循环、夯实科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至关重要，也是应对新周期、构建新格局的关键举措。

二、美国三角循环体系的制度与实践

20世纪的美国全面巩固了头号强国地位，从一个原本被欧洲列强肆意打压排挤的对象迅速晋升为金融、科技、产业等诸多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这得益于美国大力推动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的制度设计。在这个“三角循环”体系的运行和调整中，有很多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经验。

（一）以创业投资（VC）、可转换债券（CB）为代表的新兴金融工具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催化剂”

1946年，美国研究发展公司（ARDC）诞生，这是全球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创业投资公司。1958年，美国率先将有限合伙制运用于创业投资领域。1971年，纳斯达克（NASDAQ）成为全球第一家电子化证券自动报价市场，为创投资本提供了退出通道，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最具成长性的高科技公司中有70%以上在NASDAQ成功上市。20世纪90年代，可转换债券在美国的科技投资中逐渐盛行，投资人以债权形式投资高科技项目，双方在未来约定的时间根据企业发展状况决定是否将债权转为股权，解决了创业初期创业投资家与企业家因专利价值难以评估而无法及时达成投资协议的阻滞。这些务实有效的金融创新，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科技工作者的创业热情。

（二）军事科技成为三角循环体系中的驱动要素

1976年，福特总统批准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军转民技术》报告（NASA Spinoff），后经吉米·卡特总统和罗纳德·里根总统分别于1980年、1982年进一步推进，以军技民用（spin-off）、民技军用（spin-on）和军民两用战略（dualuse strategy）为取向的美国的国防工业与民用产业的双向技术转移机制得以完备和成熟。20世纪80年代始于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则进一步解放了资本流动的藩篱，以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代表，在助推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提升了美国军民两用技术向工业体系转移的产业化进程。

（三）政府在三角循环体系中发挥了非常显要的桥梁和枢纽作用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凯恩斯主义的“有为政府”理论逐步被美国的主政者接纳，罗斯福总统采纳并实施了以政府投资和债务扩张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复苏计划。1932年，联邦政府设立了“重建金融公司”，该公司于1953年改组为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主要为所有受到冲击的企业提供政府贷款，以此熨平大萧条对企业的负面效应。20世纪30～40年代，大量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向了汽车制造、金属冶炼等应用技术领域，美国的产业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原理性科学、原生性理论等基础创新投资相对不足。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提交的《科学技术：无止境的前沿》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高度认同，并着手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助。1953～1978年，全美研发（R&D）费用中约50%来自政府部门，苏联解体后市场化的科研活动才逐渐成为美国的主流。

政府对科技和产业的支持主要聚焦于共性关键技术。例如，1987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所号召半导体巨头们和科研组织共同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致力于减少科研重复投入和非必要竞争；同时，SBA为半导体企业发行债券提供融资担保，平衡企业在半导体研发周期内的科研经费波动和融资需求。技术水平的跃升使美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完善跨部门联动的循环机制。美国通过专业委员会、行业政策联盟、专项行动计划等形式，构建了跨部门的联动协调机制。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其重要职能之一是“对国家关键产业领域提供发展咨询和协调建议”，金融研究办公室（OFR）、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商务部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等三家机构有权质询科技咨文的发布，保障了科技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目标的一致性。1990年开始实施的美国先进技术计划（ATP）本身就是一项“金融—科技—产业”联动协调机制，旨在动员政府和私人资本共同参与应用型技术的产业孵化。1993年开始的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由美国通信工业协会、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发布，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美国财政部、联邦贸易委员会等部门通过参与计划的协作实施，从资金、法律、组织等各方面为该计划提供了配套保障。

营造健康有序的循环生态。美国政府在发挥自身引导作用的同时，全力营造有利于金融、科技、产业交互循环的有益生态。一是鼓励科技成果转化。1980年，时任参议员伯奇·拜耶和鲍勃·杜尔联名提交了《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即《拜杜法案》。《拜杜法案》将联邦政府资助下院所研发的科研成果所有权下放，允许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大学保留研发成果的所有权，以此激励科研人员将成果推向市场。同期颁布的《斯蒂文森—威德勒法案》进一步明确联邦机构有义务将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发明转移给私营部门使用。这些政策法规收效斐然，从1980年到20世纪末，全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率提高了十倍。二是保护知识产权。联邦政府先后制定了《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法》和《软件专利》等法律，赋予了专利权人对研发活动所产生的技术知识的“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这些法案颁布后，美国的专利侵权案发率大幅下降。三是倡导创业文化。这种文化的真谛在于敢于冒险、宽容失败，是植根于美国本土、以发达的技术和充沛的资本为物质基础的一种全新价值体系。对外，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宣传美式民主和文化理念，用“美国梦”吸引大量外国移民漂洋过海来到美国。1990～1996年，在硅谷的早期创业公司中，较为成功的约有4000家左右，其创办者中有27%来自中国和印度。对内，美国强调个人价值，培育竞争文化，崇尚企业家精神，全社会对失败者秉持“败又何妨”（It is ok to fail）的宽容理念，以宗教般的虔诚心态追求技术进步，鼓励金融机构和富有者将货币投资到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中，不断创造新的财富。

充实足量高质的循环要素。人才、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循环是金融、科技、产业有效耦合的重要物质条件。美国政府十分重视要素循环的畅通高效。

在人力资本方面，从全世界范围广纳优秀人才。20世纪上半叶，美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经济地位与教育优势，从欧洲吸引了大量高层次人才，主要来自英国和德国。20世纪中后期，美国采取了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和绿卡的政策组合，流向美国的人才来源愈发多样化，来自印度和中国的高知份子和高净值人士为美国尖端科技研发和资本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才战略是美国保持领先和活力的重要支撑。

在金融资本方面，构筑基于美元霸权的内外循环体系。1945年，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成后成为最主要的世界货币，是国际经贸往来中最关键的计价、交易和结算工具。“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及由此带来的全球性美元需求形成了美元卖方市场，美国从全球购买物美价廉的基础产品和原料，向全球输出高附加值的科技产品，实现了从美联储印发基础货币到市场回流的美元闭环。

在数据资本方面，推动数据流动和开放共享。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为推动政府部门间数据开放，提高数据透明度，消除“数据孤岛”，联邦政府的大数据平台——data.gov于2009年上线，极大地提升了政府数据治理能力和效率。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数字经济的41.7%，连续多年蝉联世界之冠。

构建全周期全链条的循环路径。从美国金融、科技、产业交互循环的历史演进长周期来看，在实践路径上，美国政府通过制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组合，在三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实现了资源的协同配置，有效解决了一般经济体常见的错配和失灵问题。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了三者在实践层面的客观规律和禀赋差异，着眼于不同类型金融工具与科技创新的关键节点、产业发展的全周期的适配性，不断强化金融、科技、产业循环攀升的棘轮效应，成功打造了一条能够有效耦合金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且兼具高质量可持续的循环路径。

三、对中国的启示

有鉴于美国建设金融、科技、产业三角循环体系的制度尝试和成功实践，我国需要尽快厘清金融支持科技进步及产业发展的有效供给及错配缺口，大力推进金融市场结构、技术创新体系、产业政策及财税人社等多方面的机制体制改革创新、配套协同。

深刻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金融结构演进的实践规律，客观理解间接融资体系和银行机构在创造中国改革奇迹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科学把握金融业改革创新的制度框架和路径选择。在总体思路上，基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功能互补，着眼于支持科创的融资结构优化建设，重点发展和完善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融资机制和产品服务。在货币市场的维度，着力打造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银行体系，倡导银行机构经营行为的多样性，及时总结以往诸如科技支行和投贷联动等探索经验，明确鼓励银行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的特色业务。在资本市场层面，进一步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优势，加快资本市场全域注册制改革，积极完善要素交易机制，大力发展技术债券市场，为科技型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提供多种渠道的多元化融资选择。

结合中国国情下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对金融创新的需求特征，充分考虑创新链、产业链与资金链的适配性在不同领域、不同规模和不同阶段的禀赋差异，合理设计、规划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取向。基于风险溢价原则的金融产品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同时限定了输出机构进行风险识别和实现风险管理的机制和能力。在面对不同企业时，囿于领域的专业性、规模对应的诉求差异以及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增信水平，无论是银行还是投资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完善，绝大部分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偏好边界。因此，所有的创新取向都应在尽量兼顾这种边界特征的前提下展开。在具体做法上，应加强金融、科技与产业各个领域的资源统筹，进一步挖掘现有银行服务和VC/PE的市场潜力和产品创新空间；同时，引导和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新型科技金融机构、新兴产业平台等新型组织，实现服务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高能效”金融产品与服务。

基于技术进步与重大革新对资金需求的长周期特征，在现有的监管框架和金融结构约束下，着力寻求和打造一条适宜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稳定的中长期资金供给路径。以努力增加权益类、信用贷款类中长期资金供给为原则，进一步发挥科技财政和科技金融共同发力的政策效应，在现有的财税金融乃至人社配套举措基础上进行集成凝练，加快设立功能完备、效力可观的国家科技创新基金；借鉴创业投资在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成功经验，彰显创业投资在科技企业成长路径中的主导优势，继续践行税收返还和组合优惠手段，大力发展创业投资事业；着眼于安全与发展的长效机制建设，发挥银行机构得天独厚的强大资源优势，重点提升中长期资金供给的信贷综合服务能力。

原文载于《银行家》2022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