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坚定且迅速，中国金融业也在不断追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比如取消对银行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正式清零等。与此同时，金融风险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开放条件下国际游资是主要风险

金融全面对外开放下，我国金融稳定将面临新挑战。

“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也是为了应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的做法。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这种策略显示了我们的胸怀和态度。”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过去40多年，我国的对外开放一直有管理、条件、步骤和风控，如今这些经验在金融领域依旧适用。“越开放，风险越高，对安全的要求也越高。我们应该看到当前整个国际环境其实并不友好，甚至一些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可能会蓄意破坏中国的对外开放。因此，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否会受到干扰和影响，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金融稳定。政策能够持续，金融就更加稳定。”

也有很多国家和机构愿意加入并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但也不排除有一些带有投机成分的资金会进入中国并潜伏下来，等到关键时刻再“发力”从而影响中国经济。另外，一些西方投资者有“剪羊毛”的习惯和经验，因此，我国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警惕这些投资者。

中国机构有能力与外资机构同台共舞，甚至能变得更强，而这需要国内机构与外资机构享受同等待遇、公平竞争。“令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一些措施给与了外资机构超国民待遇，为他们提供了太多优惠、优待，而内资机构甚至可能没机会参与其中。”黄震如是说。

开放会带来更多的风险挑战。面对风险，我们现在选择加大开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看来，这表明现阶段我们对管理风险、防控风险、防止外部冲击具备足够信心，“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好地发展资本市场，实现对外开放”。

聚焦风险，尹振涛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称，第一，一个更开放的市场更容易受到外部的冲击，外部冲击可能会挑战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第二，国内外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有一部分受所属国管理，同时也受驻地国管理，因此必然会面临一些监管冲突；第三，外资进入国内后也可能对我国传统的、本土的金融机构产生一定影响和冲击，我国企业的业务份额可能会受影响，这也是一个新挑战。

“目前，主要金融风险来自国际市场。”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风险主要来自沪港通、深港通，因为这些管道的资金来去自由，撤退速度比较快，其中游资比较多，“不过目前，由于我国资本管制尚未取消，因此国内市场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目前看主要可能来自国际游资。董登新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正加速推进，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力度也较大，资本管制最终必然会放松。“因此，我们可能面临两方面风险，一是跨境监管合作问题，二是国际游资的冲击或国外资本的大规模策略。目前，介入资本市场的外资主要风险点是从沪港通、深港通进来的，但其总体规模不大，因此风险仍然可控。”

要做好输入性风险防范

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可能会面临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陶士贵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7年-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实行了严格管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随着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可以控股甚至独资运营，QFIIR和QFII额度去年就取消了，资本管理越来越难。“今年以来，美联储实行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利率趋近零，不排除其未来实行负利率的可能性，而我国仍实行较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跟随货币‘放水’，中美银行间利差可能在2%-3%，若投向房地产或股市，则收益更大。在此情况下，可能形成大量外资进入我国进行无风险套汇套利活动，从而获得暴利。”

陶士贵还表示，金融全面开放后，第一，美元在没有大幅贬值前可能会投资我国的优质资产或投资我国金融市场，从而获得更高回报，将风险外移；第二，可能会引起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这将考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决策能力和对政策的把握能力；第三，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金融的全面开放会促使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但很可能会带来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难以协调、统一，即在条件没成熟的情况下，急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

在越来越多的外资和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背景下，我们要做好输入性风险防范。

对此，陶士贵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讲求金融对等开放原则，要求进入我国的金融机构的国家也要对我国开放其金融市场。二是采取区别对待原则，可以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加速外资并购，但对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则要把持好控股权，防止控股权落入外国投资者手中。三是制定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和制裁名单制，对不遵守我国金融相关法律法规的外资金融机构，可将其列入失信名单并进行相应制裁，在存款、贷款、支付结算等方面进行限制，对问题严重的外资甚至可以督促其退出金融市场，依法行事，加大处罚力度，保证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四是在支付清算、金融数据获取等敏感信息领域，限制外资机构准入。

此外，“还需壮大国内金融机构，对其提供与外资机构同等的资源和条件，使其有足够的竞争力”。黄震称，近年我国一直在做风险防控整治的工作，而在加强企业创新和加强企业竞争力的培育方面力度还不够。因此，必须加大力度，提高竞争力，提高内资的国民待遇，实现对外、对内统一待遇。

无论是新的风险挑战还是风险防范，在尹振涛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框架。过去我国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制度框架是适应当时市场的，而新的市场制度框架肯定需要相应调整。我们需要与更多的国际规则接轨，需要一个国际通行的、与国际相适应的监管政策体系，而不是哪里有风险就去堵哪里。这个挑战和要求是最大的，也是一个正常、合理运转的市场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我们还要加强风险防范的应急能力，不能等风险庞大了、出问题了再去管理，提前、实时预警，做好输入性风险防范，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及时发现风险。

提前预警加强科技能力和防控演练

开放趋势下，金融风险隐患不断叠加，风险点不断增多，最终有可能点连成面，出现金融危机。因此，要通过提高监管水平，防控局部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董登新认为，一方面要严查、严打金融与证券违法犯罪，这是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也是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一环。我国货币政策不能大水漫灌，不能让流动性过于泛滥。“外汇体制改革、资本项目管制的放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要把握一个度，在经济和金融的承受范围内去开放。国际化是一个大方向、大趋势，要根据监管能力，尤其是央行驾驭货币的政策能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放松资本管制。随着调控能力的增强、监管水平的提高，我们可以化解一些金融风险，也可以防范金融危机。”在这方面我国一直走得比较稳健，改革布局坚定有力，尤其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做得比较好。

董登新还表示，一方面，我国金融风险的承受能力正在增强；另一方面，随着调控水平、监管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在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另外，金融创新方面也把控得当，没有出现失控局面。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可量化、可视化程度已经非常高。黄震认为，我们还需继续加大对金融科技创新的投入。监管也需要科技化的能力，“要做到及时预警和发现，现阶段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科技能力，通过科技手段实现预警。”尹振涛称。

在做好风险预警方面，陶士贵建议，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预警机制；动态分析人民币跨境资金的流出与流入的流向和数额，主动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对策，防范国际投资资本的攻击；加强对我国金融不同行业和领域的动态分析，了解和监测外资机构的异常情况，及时预警和应对；加强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各地地方政府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协调配合，加强信息沟通和机制协调，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和监管漏洞。

同时，也要加强对风险防控的演练和压力测试。黄震表示，针对金融机构和监管如何防控风险，我国不妨多做一些演练，适当公开一些风险事件，加强风险处置能力，做到有能力预防风险也有能力应对风险。“另外，要加大历史研究和国际研究，了解历史上一些国家在金融风险面前的成功做法和失败教训，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服务我国当前的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