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传统线下金融业务几乎停滞，金融业务线上化、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非接触式”金融服务快速发展，在为疫情防控和企业纾困提供有效支持的同时，也全面强化了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共识。回顾历史，在金融与技术融合发展的道路上，金融数字化是继电子化、网络化发展之后的必然阶段；展望未来，金融数字化不仅是当前疫情应对之举，也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新冠疫情全面释放了金融数字化转型需求。在疫情爆发之前，金融科技在支付业务、证券业务、信贷业务、资管业务、保险业务等领域都已得到应用，但总体上处于“边看边走”的发展状态。而在疫情爆发后，在供需两端的共同推动下，各个金融行业、业务条线的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呈现出了“全面开花”的演进态势。同时，在疫情之前，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大多聚焦于C端；而在疫情暴发后，金融科技创新更加重视B端，更加重视以供应链、贸易链和产业链为基础，推进企业金融服务创新，对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起到了更好的支持作用。此外，疫情暴发后，银行信贷的风控难度加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推进风险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强化贷前、贷中、贷后风险管理的场景、数据、技术支持，提升金融机构风险评估的有效性、风险定价的精细化和风险预警的前瞻性，降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对抵质押物、第三方担保的依赖。

政策支持正逐渐打开金融数字化发展空间。从供给侧看，疫情爆发后，货币政策量价齐调，为金融机构支持抗“疫”和推动复工复产提供了廉价的流动性支持。但这些货币政策传导需要金融科技支持和数字化转型来解决好信息不对称、风险评估和贷后资金监测问题，解决好银行敢贷、愿贷、能贷的问题。从需求侧看，在疫情暴发之后，监管部门积极出台政策，引导金融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支持，续贷、信用贷和延迟还本付息等金融需求大幅增加。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质是为了引导银行业在更高层面、从更长周期，统筹做好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两个方面，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和企业经营困难加大的现实背景下，金融机构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借助金融科技赋能，改变金融服务的“成本—收益—风险”函数关系。从规制上看，监管规制在守住刚性底线的基础上，对金融数字化发展做出了适应性调整，支持非接触式金融服务、互联网贷款，探索推进银行远程开户，不断拓宽金融数字化发展的柔性边界。

金融数字化高质量发展仍需各方戮力创新。在行业层面，金融数字化是技术、场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过程，其发展需要注重发挥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的“双轮驱动”和“优势互补”，发挥好金融科技的“创造性破坏”作用。在机构层面，金融数字化发展既要强化数据信息基础，更要注重数据应用赋能，需要金融机构在战略上做好数字化顶层设计，在架构上打造技术中台和数据中台，在业务上制定不同业务条线数字化转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强化组织、人才、考核等配套支撑。在政策层面，需要在现有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技术规范、产品认证、监管政策等的基础上，统筹好中央监管与地方监管之间、金融科技产品认真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与金融科技企业数字化输出等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明确金融数字化发展的方向和发力点，守正出新。

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下，在监管政策、技术应用、数据开放的综合支持下，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车轮将越转越快，金融数字化发展的道路将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