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维持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首先目标，因此关于通胀与实际经济行为之间的联系——菲利普斯曲线，长期以来都是宏观经济学家们研究讨论的重点。2007—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的现象，通货膨胀对于实际经济行为的反应不再敏感。例如美国的失业率自危机以来就经历了抛物线式的波动，从2007 年11 月的4.7%升至2009 年10 月的10%，之后又回落至2019年3月的3.8%，但核心CPI 同比增长率却始终维持在1.8%附近，变化情况与传统的经验规律明显不符。如果该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则对于各国货币当局甚至主流货币经济学理论势必提出挑战。一方面，扁平化的菲利普斯曲线意味着更高的“牺牲率”（Sacrifice Ratio），即为了实现通胀目标须付出更多的经济调节成本，这意味着更加激进的宏观调控措施。另一方面，过去被许多国家采纳的“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的理论基础，会由于通货膨胀与实际经济行为之间联系的减弱而受到质疑。

显然，一国通货膨胀与实际经济行为之间的联系对于该国货币政策目标的设定，以及宏观调控的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那么该关系在中国是否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呢？从数据上看，中国的CPI 同比增长率自2012 年下半年以来就维持在2%附近，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的GDP 同比增速却从2012 年末的8.1%滑落至2019 年初的6.4%，似乎也出现了通货膨胀对实际经济变化不敏感的现象。从已有的文献上看，学者们对于中国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的判断并不统一。例如，伍戈和刘琨（2014）利用时变菲利普斯曲线考察了中国通胀与产出的动态变化，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平均通胀越高，菲利普斯曲线越陡峭；反之则越平坦。考虑到中国近年来通货膨胀持续低迷的状况，伍戈和刘琨（2014）相当于间接支持中国菲利普斯曲线趋于平坦。类似的，何启志和姚梦雨（2017）也利用时变菲利普斯曲线研究发现，中国产出缺口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自危机以来在持续减弱。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例如丁慧和范从来（2015）[9]利用纳入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重新构建了通货膨胀指标，并借由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滚动回归发现，危机过后通胀对于经济周期波动仍然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菲利普斯曲线并未出现扁平化现象。

那么是什么导致学者们对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实际经济行为之间的认知产生偏差呢？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中国非稳定的经济环境和无法直接观测得到的产出缺口二者相互作用导致的。具体的，中国作为一个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制度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稳定性较差，这使得学者们通常须要采用变系数模型来描述中国通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产出缺口或潜在产出它们本身是不可观测变量，这造成在估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非线性问题，从而导致一些常用的计算变系数模型或不可观测要素模型的方法，如卡尔曼滤波不再适用。针对该问题，本文将采用Chui & Chen（2017）拓展后的卡尔曼滤波（Extended Kalman Filter）来处理时变系数与不可观测变量乘积所带来的非线性问题，进而对中国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动态关系展开分析。据笔者所知，国内目前还没有类似的研究。

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中国的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的。第二，中国的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速自2011 年以来同时放缓，但实际经济增速始终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第三，危机过后通胀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总需求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近年来政府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更是成功地避免了中国通缩的发生。第四，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内部经济决定，国际价格波动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有限。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文章的模型与相应的估计方法；第三部分对中国的变系数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通过反事实模拟的方法评估不同要素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论文全部内容请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