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Friedman，1968）。这句话虽简短，但在学术领域和各国央行产生深远影响。宏观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即通货膨胀短期、暂时性的波动可能是由多种不同的冲击导致，但通货膨胀长期、持续性的变化则必然与货币政策有关。这一判断与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是一致的。以广泛采用的货币政策规则——泰勒规则为例，其假设中央银行控制的短期利率由实际通胀与目标通胀的偏离以及产出缺口共同决定（Taylor，1993）。如果中央银行采用该利率规则，就须要选择相应的通胀目标和政策反应系数，这将导致通货膨胀在长期向该通胀目标收敛。

对于通胀目标，国际学术界已经有过相当多的讨论。目前许多国家的货币当局都明确公布本国的通胀目标，但Mankiw（2006）认为这些目标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意向性的声明，或者是一种与公众的沟通方式，而并非是对货币当局的一种真实有效的承诺。Woodford（2010）也认为现代中央银行对于通胀目标的处理较为灵活，其试图在通货膨胀对于通胀目标的偏离和实际经济行为的变动之间进行权衡。还有一些学者提出通过调节通胀目标来改善经济福利、拓宽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的建议（Schmitt- Grohe and Uribe，2010）。Ball 和 Mazumder（2019）则针对美国危机以来“消失的通缩”现象，提出美国的通胀预期在20 世纪90 年代以适应性预期为主，但之后被锚定在美联储的通胀目标上，这直接导致危机后美国菲利普斯曲线形状的变化。

类似地，中国经济近年来也出现与美国经济类似的反常现象——通货膨胀并未随着实际经济增速的放缓而相应地下降。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2010 年1 季度的12.2%一路下探至2019 年1 季度的6.4%，但同一时期的非食品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增长率却没有显著的变化趋势（见图1）。根据文章开篇Friedman 关于通货膨胀“何时何地”的论述，这一时期显然存在着中国货币当局对具体通胀的引导。然而，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相对较低，无法得知中国人民银行确切的通胀目标。尽管中国政府在每年年初会定期地公布当年的CPI 预期涨幅目标，但其作为一种年度低频数据，显然无法满足人们实证研究或市场分析的需求。换言之，在多数时候，都难以确定中国货币当局对于时下通货膨胀究竟过高、过低还是合理的真实立场。

实际上，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和各国央行对于通胀目标都十分重视，甚至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例如针对危机后美国通货膨胀长期低于美联储通胀目标的现象，学者们围绕是否应该将通胀目标从原先的2%提升至3%或4%的水平展开激烈的争论。如Ball 和Mazumder（2019）、Blanchard 和Summers（2017）、Andrade等（2018）均主张要适当地抬高通胀目标，但Taylor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Powell则认为目前2%的通胀目标是合适的。相应地，中国也有部分学者关注通胀目标问题，如盛松成和谢洁玉（2019）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各国央行继续盯住2%的通胀目标是“刻舟求剑”；陈创练等（2019）指出央行在调控通胀和通胀波动目标上表现出较强的政策取向，并认为人民银行具有较强的动机维持实际通胀低于通胀目标的水平。相比之下，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于中国通胀目标本身的关注度相对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不够稳定，从而增加对于央行通胀目标的估计难度。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基于一个包含通胀目标的变系数不可观测要素模型来描述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以此估计中国货币当局的通胀目标，并考察其是否具有相应的锚定功能。另外在估计方法上，本文的一个重要创新是利用拓展后的卡尔曼滤波（Extended Kalman Filter），克服了变系数模型中不可观测要素的非线性问题（袁靖、王忠辉，2010）。通过本文的分析，不仅能够得到一种新的判断政府货币政策立场的指标，同时也为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能够反映中国通胀动态变化的模型，并介绍相应的估计方法；第三部分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估计中国的通胀目标并评估其对实际通胀的影响；第四部分总结全文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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