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后，传统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引发广泛关注。危机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率有利于各项经济活动，因此被视作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但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得危机前被普遍采用的单一目标、单一工具的货币政策受到质疑。事实证明，价格稳定并不一定能保证金融稳定，而金融不稳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甚至导致实体经济的长期低迷甚至衰退。这意味着，中央银行仅以短期物价稳定为目标是不够的，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必须同时纳入政策视野。体现在利率规则上，则意味着除了盯住产出和通胀缺口外，利率规则还需要考虑金融稳定因素。由此，国外学者基于金融稳定的考虑，修正传统的货币政策规则，提出了利差调整泰勒规则（STR）以及针对信贷规模进行调整的泰勒规则。

近年来，中国央行积极推进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的转变，先后推进利率市场化、放开存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取消存货比、构建利率走廊、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等改革措施，不断提高利率传导机制的效率。未来新货币政策框架下，利率将取代货币供应量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调结构、去杠杆”的特殊时期，维护金融稳定，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是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多目标、多工具的货币政策框架下，构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利率规则，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首先对基于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和利差泰勒规则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然后构建包含信用利差因素的泰勒规则，实证检验中国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Monetary Policy Re-action Function)，对简单泰勒规则及利差调整泰勒规则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利差调整泰勒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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