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 2007 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宏观收入分配 ( 要素收入分配) 格局与总需求之间的关联再次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Fitoussi 和 Stiglitz［1］认为，危机爆发的结构性根源在于要素收入分配的失衡: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收入不平等加剧，由于工资收入的消费倾向普遍高于利润收入的消费倾向，工资份额的下降通过抑制消费需求进而在长期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由此引发危机。Ｒajan［2］与 Ｒeich［3］也认为，美国穷人阶层和中间收入阶层在收入停滞的状态下保持消费的增加，这是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Piketty［4］利用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数据研究表明，由于资本回报率持续高于产出和收入增长率，资本报酬过高将导致资本主义走向无法支撑的不平等，并进而威胁到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公平竞争价值观。

危机爆发之前，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未对要素收入分配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Solow［5］与Swan［6］认为，在边际生产力理论框架内，各生产要素按其边际贡献获得回报，要素的稀缺程度和相对价格总能使要素收入分配处在合理状态，要素收入分配也不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事实上，对要素收入分配需求效应的研究主要是由后凯恩斯主义完成的，Bhaduri－Marglin 收入分配模型就是其代表性成果之一。Bhaduri和 Marglin［7］认为，劳动收入具有两方面的效应: 一是作为消费需求的收入来源，提高其份额可增加消费需求; 二是作为生产供给的成本，提高其份额有可能抑制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当前者的效应大于后者时，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可促进总需求的增长，此时的总需求体系为工资领导型 ( Wage－Led) ; 反之，则属于利润领导型 ( Profit－Led) 。

从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典型化事实出发，笔者认为，不仅劳动和资本报酬的分配会影响总需求，总的资本回报在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之间的分配也会影响总需求。这是因为企业获得的资本回报(即留存利润) 是企业可直接调动的用于再投资的资金，因而其对于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拉动效应与住户部门利润具有一定的差别，忽略这种差别去考察要素收入分配对总需求的影响会导致有偏误的实证结论。

事实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劳动报酬份额和住户部门资本报酬份额持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国内众多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柳欣和王晨［8］、沈坤荣和刘东皇［9］与刘盾等［10］认为，这一趋势必然会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外部需求产生影响。相应地，1992—2012 年中国总需求中消费需求比重从 62. 4%下降到 49. 1%，下降了 13. 3 个百分点，而投资率从 36. 6%上升到48. 3%，增长了 11. 7 个百分点。李育和吕之望［11］认为，尽管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需求总量仍然持续增长，在危机中并未发生明显下降，但总需求中消费和投资比例的失衡，以及这种失衡背后的收入分配因素依然值得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鲜有研究注意到中国总利润在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之间的分配问题。笔者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资金流量表数据，将总利润划分为住户部门利润和企业部门利润之后发现，近年来中国总利润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企业部门利润增长拉动的，而住户部门利润份额基本保持不变，这意味着普通住户未能充分分享资本回报，大量利润留存在企业中。按照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留存在企业中的利润与分配给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对总需求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利润有更高的投资倾向，而住户利润消费倾向更高。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 一是将资本回报划分为住户部门利润和企业部门利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概念及其对总需求的影响进行拓展和深化; 二是通过适当的调整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资金流量表数据估算再分配之后的要素回报，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估算上做出改进; 三是利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的需求体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将外部需求纳入总需求函数，得到较为稳健的结果和明确的政策含义。

论文内容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