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召开“2022-2023年度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秘书长尹振涛主持，李扬理事长作致辞演讲。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研究院所和来自《中国经济学》《财贸经济》《金融评论》等期刊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做精彩主题发言及点评。

开场主持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代表主办方对各位来宾的出席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从当下实践来看，数字经济已成为主要国家和经济体重要的增长引擎。作为处于发展中的新鲜事务，有诸多新问题值得探讨，围绕数字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组织筹办本次研讨会的初衷。

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发表致辞演讲。他指出，目前对数字经济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从今天即将讨论的四篇论文中就可以看出，现在的研究重点不再局限于数字的产业化及产业的数据化这一层面，而是已经深入到数字经济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层面上了。数据已成为生产要素之一，需要生产函数来刻画，目前亟需把它理论化地纳入视野，为日后如若发生人力资本升级等问题做好理论铺垫。他表示，现在经济体制在变化，技术也突飞猛进，这就要求我们在讨论技术变化时也要注意体制的变化，同时抓住体制变化和技术变化交织产生的影响与结果，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才会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题目：智能制造、人力资本升级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主题演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以《智能制造、人力资本升级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为题目作主题演讲。该研究将中国智能制造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的通告》，采用交叠DID方法探究该次政策试点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智能制造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智能制造实施所带来的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和产出效应，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造成影响，但最终主要通过互补效应所引致的人力资本升级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第三，智能制造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错配程度较低以及法治水平较完善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第四，相比于协同型智能制造模式，生产型智能制造模式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强。最后，智能制造在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亦有利于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研究贡献如下：一是揭示了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二是扩展了智能制造实施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三是研究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点评1

《中国经济学》常务副主编郑世林进行评论。他指出，这篇论文很有现实意义，人工智能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个结论非常有价值。该研究做得非常规范，论文质量很高。此外，他也提出一些建议：第一，关于文献部分，与近期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文献研究的对话比较少，需要增补一些；文献背景方面则需要加深故事性，如工信部对入选智能制造试点企业提供了哪些政策支持？这些企业怎样被选中的？第二，关于模型的控制变量，更应该控制影响智能制造试点的企业规模、研发等情况，以减少内生性。第三，这里要注意两点，一是入选企业和未入选企业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是否具有可比性？二是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怎样控制这些内生性？还有同期影响企业收入的一些干扰政策要排除掉等。第四，应该把政府的一些行为考虑进去，探讨一下制造试点企业是否得到更多的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可能的机制。

点评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谭小芬进行评论。他简要回顾了该论文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肯定了该研究问题重要、研究视角新颖、论证过程严谨，认为其聚焦前言问题、扎根中国实际、应用前景广阔。此外，还需围绕下面几个问题深入讨论。第一，本文基于中国的证据，发现智能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但很多国外顶刊上的文章，以美国、德国、西班牙为研究对象分析，研究了机器人与就业、工资的关系，却有不同的发现。这是否与中国的制度、创新体制机制、产业结构、企业特征等因素有关？第二，人力资本升级是互补效应机制的结果，虽然是智能制造正向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机制，但并非文章探讨的主要机制，这里放入题目是否合适？用文中提到的技术升级是否更合适？第三，关于引言中的创新点：一是略显笼统，不够凸显本文的研究贡献。可否进一步聚焦，具体表述对于哪方面具有政策启示；二是具有政策启示作为区别于已有研究的边际拓展是否合适，可否采用“应用前景广阔”等表述？第四，本文选取员工总数及员工报酬作为验证产出效应的代理变量，但该代理变量对应着理论分析中的三种效应机制，可否直接选取“生产规模扩张”对应的变量？第五，本文在异质性分析部分，引入企业要素密集度、地区法治环境和地区劳动力错配程度三个变量，通过虚拟变量进行分组回归，比较系数差异。然而，这种做法一是很难直观地感受到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二是结果显示很多系数相差并不大，且都是1颗星，容易受到质疑。可否借鉴牛津大学教授Frey和Osborne的做法，将企业进行行业分类，展示不同行业受到智能制造影响差异的图形，让读者直观地看到哪些行业受到的积极影响更大，哪些行业会受到消极影响，不一定要进行统计检验。第六，“智能制造”本身如何看待智能制造？来自ChatGPT的回答或许有一定的启发。

题目：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来自省际贸易人民币结算数据的经验证据

主题演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谭小芬的演讲题目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来自省际贸易人民币结算数据的经验证据》。他指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当前面临货币交易成本较高、支付结算便利度不足、美元网络外部性的限制等金融层面障碍，以及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约束大、产品技术优势相对不足等贸易层面障碍。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破解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主要障碍具有重要作用。结合2012-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可以发现，省际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提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总量和份额。这种因果关系主要通过金融与贸易两个渠道实现，其中，金融渠道表现为提升本币相对外币的融资可得性，贸易渠道表现为增加省份层面的贸易市场份额。此外，金融双向开放水平的提高也会显著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促进作用。

最后，谭小芬教授基于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启示：一是紧抓数字经济发展契机，大力推动数字金融的制度体系建设，提升金融市场化功能对人民币全球使用的制度支撑；二是加强数字经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之间的协调配合，大力发展货币互换对跨境人民币使用的流动性、信心以及网络外部性的正向作用；三是有重点、有选择的拓宽中国对外贸易对象；四是协调推动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市场化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点评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毛日昇指出，这篇文章将人民币国际化和数字普惠金融问题结合起来，既关注到热点问题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同时也进行了很细致的工作。

下面提出几点质疑。

第一，一般来讲，以何种货币进行计价结算主要取决于买卖双方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当一方的市场力量足够强（比如生产率高、技术优势明显）或者产品的可替代性较低的情况下，就可以在商务谈判中要求以本币计价，将汇率风险完全传导给交易对手方。本文需要说明融资便利性提升为什么会导致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意愿上升，其中的机制似乎没有讲得很透彻。特别是融资便利性在本币和外币都提升的情况下，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增强了企业的市场势力、竞争优势等。

第二，在数据方面，北大普惠金融指数和一系列经济增长与发展指标高度相关，这是一个内生性很强的变量，与其高度相关的共同决定因素（confounding factors）很多，很难清晰地识别因果关系。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事件和巧妙的设计来可靠地论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重的影响。

第三，在技术问题上，采用简约式估计方法的情况下，选择控制变量时要尽量避免加入随时间变化（time-varying）的变量，以及很多的事后变量，这可能会人为引入内生性问题。

点评2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指出，首先，这篇文章的选题非常具有创新性。和国外相比，当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是特别有竞争力的，数字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是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跨境贸易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这篇论文使用了不同省份、不同国家的高维细分数据，数据信息比较丰富。

其次，关于论文定位的建议。当前论文的视角是对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参考，但是从学术角度，数字金融技术服务跨境贸易结算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贸易结算会同时收到两国数字金融技术的影响，可以将论文的视角国际化，补充上国外数字金融发展的情况，进一步探讨影响效应。

题目：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竞争效应与分配效应——来自银行贷款层面的微观证据

主题演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宫迪的演讲题目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竞争效应与分配效应——来自银行贷款层面的微观证据》。他从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阐释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银行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存在竞争效应，从需求侧挤出传统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利率和贷款金额随之下降，保证贷款比例下降，但不良贷款风险有所缓解；从异质性角度分析，在老龄化越严重、儒家文化影响越深远的地区，数字金融对银行的竞争效应更弱，在商业信用环境较好的城市，数字金融对银行的竞争效应更强；基于分配效应来看，小微企业在信用贷款中容易获得更多的银行让利，银企关系会削弱银行的让利动机。最后，政策建议方面，一是需进一步推动数字金融建设。“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数字经济迈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要紧抓数字金融发展机遇，逐步形成数据、金融、产业之间的正向循环，推动我国经济稳健发展。二是银行业要开拓创新，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数字金融的发展在带来竞争压力的同时其所带来的信息技术以及多维度数据也为银行带来新的机遇。金融服务与金融业务的数字化、科技化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传统银行业不能一直扮演“被分蛋糕”的角色，越早实现数字化转型越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点评1

《财贸经济》编辑部主任王振霞进行点评。她认为该论文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数据优势，本文从产品层面入手，用新数据研究传统问题，可以有很多新的发现；二是文章研究规范，政策涵义明显，有很好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集中体现了数字金融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一，从本质来看，此类研究需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即数字金融的发展是对传统银行业务和经营模式的颠覆性影响还是边际影响？这关系到分析框架的选择。文章研究发现，传统银行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受到需求冲击和竞争冲击，但并没有对业务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只是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与金融科技平台相似的业务。不仅如此，传统银行不良率还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否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只是将风险转移了，并没有对传统银行业务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贷款利率的下降也无法清晰认定是数字金融作用的结果，很难看出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实体经济是有明显支撑的。第二，文章的数据选取、工具变量选择和稳健性检验等可能需要再思考。如普惠金融指数应用的局限；各城市每年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的用户数量、各个城市在1999年的电话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仅体现科技的情况，无法反映金融的因素；孔庙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能否能较好地反映历史对当前的影响等。

点评2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王辉进行点评。她认为该论文视角独特，内容精彩，实证扎实，极大地丰富了数字金融领域的微观研究。首先，研究创新与亮点方面：一是问题重要，提出了数字经济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两个重大问题；二是角度新颖，考虑了竞争效应和分配效应，以及文化等多种异质性；三是引经据典，参考了相关领域多篇重要的文献，研究脉络清晰；四是数据独特，运用17万笔贷款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其次，对论文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研究假设的论证，应充分考究建立假设的依据，丰富引用的文献，注意研究假设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二是实证框架，基本回归模型应考虑控制企业基本面特征的控制变量，同时，外部因素是否存在挤出效应则需要进一步论证；三是研究内容，研究假设似过于宽泛，和研究内容之间存在差异，对于供给和需求侧的分析非常精彩，但是仅通过控制固定效应的方法得到的结论较为单薄，可以考虑补充子样本回归、交互项回归等更加微观的分析。

题目：网络安全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

主题演讲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王辉在题为《网络安全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的研究中，以上市公司网络安全治理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作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了网络安全治理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

对于网络安全治理指标的刻画，研究通过一种基于Word2Vec深度学习的关键词扩展方法，改进了传统词典-词频文本方法易产生偏误的缺陷，增强了测度指标的准确性。研究选取了公司年报中网络安全风险披露、网络安全防护、网络安全攻击类型、网络安全专用设备、网络安全事件后果，五个不同维度的企业网络治理关键词作为种子词，通过种子词和Word2Vec模型生成并人工筛选了具有较强网络安全治理含义相关性的拓展词，用以测度企业网络安全治理的情况。研究以2006—2019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最终筛选为3174家上市公司26838个样本），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网络安全治理与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有着显著的负向关系。此外，研究还从产权性质、公司规模方面探究了网络安全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网络安全风险治理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显著，资产规模较小的公司网络安全治理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显著。

经过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王辉对于研究的结论为，网络安全治理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更全面，且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增强了投资者信心，因此可以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她指出，企业自身应注重提高内部控制管理质量，特别是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各类社会主体以及监管部门应更加重视网络安全治理。

点评1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金融评论》编辑部主任程炼首先肯定了论文的贡献。论文将网络安全与公司治理这两个热点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其结论“网络安全治理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具有积极意义”成立，就说明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公司治理质量的重要考量，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

与此同时，他指出本文计量检验的实际结果是，“年报中出现网络安全关键词的企业倾向于有更低的左偏特异股票收益率分布”，因此要将其解读为本文的核心结论，还需要较为稳健的因果推断。而基于文本分析的检验可能存在一些隐忧：一是关键词分析的局限性，如果没有良好的语义分析而仅仅依赖关键词匹配，可能导致结果偏离初始意图；二是企业“言”与“行”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基于年报文本分析推断的因果机制不一定可靠；三是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

针对上述潜在问题，程炼对一百余份上市公司年报样本进行了手工核查，发现如同本文数据统计特征显示的，大部分公司年报没有涉及网络安全关键词，涉及到的公司集中在通信、网络、软件、电力和制药等行业，而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制药行业的数据安全概念与所要探究的网络安全概念并不十分相关。基于本文对于样本行业的筛选，他推测计量结果显示的相关性背后可能的机制包括：（1）投资者的网络安全意识，（2）更为全面详细、技术度更高的公司年报所体现的高公司治理水平，（3）公司年报在业务描述中对于当前“热点”的追逐对于其业绩的提振作用。为了更为准确地进行机制甄别，他指出可以进一步进行实证的三个方面：（1）放松行业固定效应，（2）对年报长度和技术性的控制，（3）对于企业网络安全投资和其他治理变量的控制。

最后，程炼在评论中谈到，当前金融研究应注意实证与理论间的平衡，实证是经济学科学性的基础，但要以详细的理论机制分析作为基础，要格外注重经济学的叙事传统。

点评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宫迪认为此研究的两点创新在于，一是新方法和新数据，采用“深度学习+NLP”的方法，基于非结构化的年报文本提取构建网络安全治理的变量；二是新视角，以网络安全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来讨论网络安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宫迪给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除了关键词的时间趋势，还可以展示行业分布在不同关键词的时间趋势，即哪些行业更重视网络安全，在哪个时间段更重视其中的哪些问题。

第二，采用PSM-DID计量方法设计。研究所采用2016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作为自然实验，缺乏随机分组。可以参考Fang et al.(2014)、Brogaard et al.(2017)的文章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此外，双重差分法回归中有必要继续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第三，遗漏变量偏误。主回归中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还可以考虑公司固定效应，即可能存在某些不可观测的公司异质性与网络安全信息披露有关，例如高管的相关背景。再者，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即可能存在某些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异质性与网络安全信息披露有关，例如对网络安全的行业统一要求或规范。

第四，机制分析。可以采用信息不对称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对关键词回归；采用关键性与信息不对称/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乘项检验相关机制。

第五，可以简单解释为何对国有企业而言，网络安全治理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更大，因为直觉上民企股价崩盘的风险更大。

会议总结

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学术委员李振华作会议总结。他谈到，随着移动互联的普及，中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衍生出一些负面影响。产生这些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发展在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层面引发很多重大的问题（特别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但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和深入地研究。从实际层面上看，在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和看法，就缺乏一个对话的基础和共识。因此，他呼吁各位专家学者依托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识别出当前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当中有哪些核心理论问题、理论能否解决实践当中的矛盾，并在未来几年中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促进和鼓励更多学者重视这些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