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框架内，考察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钩“三大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评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改革红利”，结果显示：基准情景下，中国“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在5%以上，2035年人均GDP为2.43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2.42万美元的水平；考虑“三大新因素”后，“十四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相较基准情景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2035年中国人均GDP为2.28万美元，比基准情景减少0.15万美元，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加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3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左右，有效对冲“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中国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一、报告核心观点 第一，全球数字经济持续发展。2013年以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上升趋势，TIMG指数的平均得分从2013年的45.33上升至2021年的57.01，增长幅度为26%。特别是在2018年之后，全球主要国家在数字经济方面的追赶态势愈发明显，TIMG指数的全球中位数开始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并呈加速上升趋势。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由数字市场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所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的提升相对缓慢。从国别差距来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国别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呈现收敛趋势。 第二，北美、亚太和西欧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三大地区，东盟、西亚等亚洲其他地区和中东欧、独联体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非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数字经济的发展往往与一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密切关联。数字经济指数的平均水平从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依次递减。在高收入国家组中，美国、新加坡等是发达国家中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则分别是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的领先国家。 第三，从总指数来看，2021年美国、新加坡、英国等是TIMG指数排名最高的国家，中国排名第8位。从细分指数来看，2021年，数字技术指数中美国、芬兰、瑞士是前3位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中美国、新加坡、中国是全球排名前3位的国家；数字市场指数中美国、中国、英国全球排名最高；数字治理指数中新加坡、芬兰、丹麦排名全球前3位。中国在数字市场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优势较大，排名分别为第2位和第3位。但是，在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方面与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排名为第15位和第41位。 第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未来国际合作的突破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TIMG指数在2017年之后开始超过样本内的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区域来看，东亚和太平洋、东盟、中东欧是区域内数字经济最为领先的地区，西亚和独联体地区的数字经济表现相当，中亚和南亚国家则整体水平偏弱。从国别情况来看，2021年新加坡、中国、阿联酋是排名前3位的国家。其中，中国的数字市场优势突出，新加坡在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等分项指数排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阿联酋、爱沙尼亚则在数字治理指数中位列区域内第2位和第3位。 第五，数字经济将成为未来国际合作的新领域和新竞争赛道。目前，欧盟、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主要参与国和规则制定者。一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参与程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正相关，但仍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不匹配的情况。数字经济发展靠后国家正在努力通过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来提升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当前，中国与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展更为深入的合作，加快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数字经济合作，并且与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国家陆续在细分领域开展数字经济合作。从国际合作实践与TIMG指数评级结果来看，与中国建立数字经济合作的“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后发国家。从细分指标来看，合作国家在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二、TIMG指数介绍 数字经济的测度与度量是分析比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数字战略、培育数字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目前，一些大型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基于不同视角，陆续编制了测度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数。现有测度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指数可能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对于指标选取、样本范围存在全面性、可得性的权衡。第二，已有数字经济指数测度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排名结果差异较大。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究竟在全球竞争中如何定位？如何客观分析国内外排名所产生的巨大差异？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决现有全球数字经济指数在时间跨度和覆盖范围上的无法兼顾，以及指数结果差异较大等问题，本报告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TIMG指数，旨在衡量近十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动态。当前，构建一套系统而全面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有利于国别比较，进行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定位，助力一国为下一步数字经济的发展寻找新的发力点。 （一）TIMG指数编制方法 TIMG指数从数字技术（Technology）、数字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数字市场（Market）和数字治理（Governance）四个维度衡量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最终，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共由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以及24个三级指标构成（详见表1）。 在时间区间选取方面，本报告将时间跨度定为2013-2021年。数据来源包括国际电信联盟（ITU）、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GSMA）、联合国贸发会（UNCTAD）、世界经济论坛（WEF）、WIPO、CrunchBase等数据库。在无量纲化处理方面，本报告采用指数构建较为普遍使用的功效函数法进行处理，即通过确定每个指标的上下阈值将指标实际值转换到统一范围内，以2013年作为基准年选取子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关于权重设置，本报告对于各级指标的权重确定采用等权重法。 （二）指数特点和优势 TIMG指数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相关数字经济指数优点的基础上，对指标选取、样本区间和国家范围进行综合权衡和改进，形成度量2013年以来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指数，具有时间连续性和指标体系的一致性。与国内外国际数字经济指数比较，TIMG指数具有以下特点和优势： 第一，TIMG指数并非对数字经济整体规模的测算，而侧重于从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家资源禀赋差异和制度环境视角，全方位地测度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具体包括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四大维度。 第二，TIMG指数兼顾了指标的全面性与样本覆盖的广度，该指标反映了2013-2021年全球106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相较于现有测度数字经济的相关指标，TIMG指数具有时间跨度长、国家范围广的特点。这有利于进行横向和纵向的跨国比较，为未来开展跨国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特征事实和经验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 注：TIMG指数以2021年为基准，NRI指数、IMD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选取最新报告中的2021年结果；上海社科院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来源于2020年度报告。 第三，TIMG指数充分借鉴现有测度数字经济的指标构建方法，对各类数字经济指标的测度结果差异进行了权衡和折中。在国际机构发布的数字经济指数中，中国的排名普遍在中等或中等偏上的位置，而国内的数字经济排名中中国则明显靠前（见图1）。TIMG指数能够较为客观、动态地评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竞争优势和不足。 三、TIMG指数总体结果 本报告基于TIMG指数评价全球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对国家发展水平进行排名，其中包括总指数排名和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四个分项指数排名。 1. 总指数结果 表2报告了TIMG指数的国家排名情况，篇幅有限仅报告前20名国家。从总体评级结果来看，2013年以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主要由数字市场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所推动。从区域来看，北美、西欧、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三大地区，非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从国别来看，美国、新加坡、英国是2021年数字经济指数排名最高的国家，并且在具体的数字经济竞争优势上存在差异。就中国而言，2021年，中国在数字市场方面具有竞争优势，但在数字技术、数字治理方面与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2. 分项指数结果 （1）数字技术指数 表3报告了数字技术指数排名前20位国家。从数字技术指数排名前20位国家分布来看，美国在数字技术指数中位列第1位。2021年，美国的数字技术指数为91.83，显著领先于其他国家。数字技术指数排名第2至5位的国家是来自西欧的芬兰、瑞士、德国和荷兰。这四个国家的数字技术指数得分较为接近，均在在82-84之间。数字技术指数排名第6至10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瑞典、日本、韩国和以色列。数字技术指数排名在第11至20位的国家多以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为主。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唯一进入数字技术指数排名前20的国家。在2021年，中国的数字技术指数排名为第15位，相比于2013年上升4位，表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数字技术指数得分也从2013年的65.16增长至74.17。 （2）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表4报告了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20位国家。从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20位国家分布来看，美国仍然位列第1位。2021年美国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得分从2013年的79.79上升至93.07。新加坡和中国紧随其后，2021年的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分别为90.53和89.33。英国、卢森堡、日本、印度、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排名分别位列第4至第10位，数字基础设施得分均在85至89区间。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位列第11至20位的国家中，除了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阿联酋、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榜上有名。从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变化趋势来看，2013年以来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国家排名变动幅度较大。其中，阿联酋、中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上升较快。相较于2013年，阿联酋、中国和新加坡的2021年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分别上升了38位、18位和14位。而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则呈现出快速下滑趋势，相较于2013年，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的2021年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分别下降10位、10位和9位。 （3）数字市场指数 表5报告了数字市场指数排名前20位国家。从数字市场指数排名前20位国家分布来看，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排名前2位的国家。2021年，美国数字市场指数为106.08，位列第1位。2021年，中国数字市场指数为95.57，排名与2013年相比上升了1个位次。从数字市场指数得分来看，中国的数字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是仍与美国有一定的差距。英国、德国位列第3至第4名，2021年数字市场指数得分为95.32和92.42。日本、荷兰、法国、加拿大、印度和韩国位列第5至第10名。除此之外，剩余前20名的国家主要分布在西欧、东亚和太平洋等地区，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也位列其中。韩国、巴西、日本等国家的2021年的数字市场指数排名上升较快。澳大利亚、瑞士等国家的数字市场指数排名则出现一定下降。 （4）数字治理指数 表6报告了数字治理指数排名前20位国家。从数字治理指数排名前20位国家分布来看，新加坡位列全球第1位。2021年，新加坡的数字治理指数得分为97.5。芬兰、丹麦和美国分别位列第2位至第4位，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得分均在90以上。除此之外，新西兰、英国、瑞士、荷兰、阿联酋和挪威也具有较为领先的数字治理水平，指数排名在第5至第10位。在数字治理指数排名第11至20名的国家还包括爱沙尼亚、瑞典、澳大利亚、冰岛等国家。从数字治理指数排位变动情况来看，阿联酋、丹麦、美国、爱沙尼亚、冰岛的2021年数字治理指数相比于2013年均有较大幅度上升。而韩国、澳大利亚、挪威、荷兰等国家2021年的数字治理指数与2013年相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中国在数字治理方面在加速发力。2021年中国的数字治理指数得分为66.61，排名第41名，相比2013年上升18位。 四、“数字丝绸之路”专题分析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国际合作突破口。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较快。TIMG指数均值从2013年的43.98上升至2021年的58.16，并在2017年之后，TIMG指数均值开始超过样本内的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见表7）。从区域来看，东亚和太平洋、东盟、中东欧是区域内数字经济最为领先的地区，西亚和独联体地区的数字经济表现相当，中亚和南亚国家则是“一带一路”沿线整体水平偏弱的区域。从国别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其次为中国、阿联酋和以色列，而也门、老挝、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等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薄弱。 五、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专题分析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将成为未来国际合作的新领域和新竞争赛道。自2019年以来，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政策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政策落实情况来看，近年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政策落地速度正在加快。目前，欧盟、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主要参与国和规则制定者。 截至2022年末，本报告共收集和整理393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政策文件，分析发现一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参与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正相关，但仍然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不匹配的情况。从TIMG指数得分和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情况来看，一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参与程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正相关。然而，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与数字经济发展依然存在不匹配的情况。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正在通过国际合作来提升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这表明数字经济后发国家正在努力与追赶。 中国正在与长期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展更为深入的合作，加快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并与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国家陆续在细分领域开展数字经济合作。从国际合作实践与TIMG指数评级结果来看，与中国建立数字经济合作的“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后发国家。 表8报告了2022年全球参与国际数字合作政策最多的前50名国家。结果发现：第一，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政策签订的平台。第二，大国主导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规则制定。第三，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国家在积极参与和尝试主导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第四，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等是积极参与国际数字合作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第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游水平的国家正努力通过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提升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一、监管动态 （一）人民银行营管部发文加强征信合规管理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征信管理处下发了《关于加强征信管理合规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加强对高发征信合规问题开展自查和整改工作。 根据通知，金融机构高发征信业务合规问题，主要集中在个人不良信息报送前未告知、未准确报送征信信息、未经授权报送和查询征信信息、未按规定处理异议四类，上述问题也是近年导致金融机构高额处罚的主要违规项。另外，对于助贷业务中的征信业务整改，要确保在2023年6月30日前完成整改任务。 （上海证券报） 点评 征信是金融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建设诚信社会的重要载体，发挥着防范金融风险、促进融资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作用。加强征信合规管理，对于改善社会融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二）证监会：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6月1日在2023深交所全球投资者大会上表示，中国证监会着力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制度优化，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助力形成反映高质量发展的优质上市公司群体，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欢迎符合条件的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继续抓住机遇扩大在华投资展业，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红利。 （中国经济网） 点评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含金量”，有力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 （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发布关于金融消费者反映事项办理工作安排的公告 6月2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消费者反映事项办理工作安排的公告》(下称《公告》)。 《公告》要求，金融机构应切实履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任。各金融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投诉处理要求，积极妥善处理与金融消费者的矛盾纠纷；严格依法合规经营，杜绝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澎湃新闻） 点评 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在银保监会的基础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吸纳了央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 二、观点聚焦 （一）陈道富：优化内外治理 推动中小银行结构调整 5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在“第一届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表示，当前银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未来中小银行需坚持自身功能定位，多模式优化内部治理，形成监管与市场约束并重的外部治理，持续推进结构性调整，夯实核心竞争力。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二）黄益平：金融监管改革的必要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指出，过去的金融改革政策很成功，但现在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包括在金融效率和金融风险等方面。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终结双轨制，实现所有权中性。同时要科学地处理政府与监管之间的关系，除了系统性风险和政策性责任，政府最好不要过多地干预金融监管政策。最后是再开展一场彻底的金融监管改革，把“形式上”的金融监管转化为“实质性”的监管。 （《金融的价值：改革、创新、监管与我们的未来》）

一、3.5%理财保险或将全面下架 自去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频频“破净”。进入今年，又有多家银行多次宣布下调存款利率。在不少人因此选择“挪储”配置保险之际，保险产品的“降息”也来了。5月30日，记者从多位保险经纪人处获悉，利率在3.5%左右的高利率保险产品，目前尚存在售的，但也快没有了。对于高利率理财保险产品的“下架潮”，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并不意外。早在今年4月底，一则“监管进行窗口指导，保险新开发产品定价利率或从3.5%降至3.0%”的消息就曾引爆保险圈，发出“降息”信号。彼时，记者从业内了解到，监管将从严审核，预定利率超过以下上限的，不予备案，即普通产品预定利率上限3％，分红产品上限2.5％，万能产品保证利率上限2％。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近年来，我国长端利率地位震荡、权益市场波动加剧，寿险行业面临着潜在的利差损风险、险企利润承压。监管按产品类型调整评估利率，其出发点还是为了防范保险公司因为产品定价利率较高而引发偿付能力风险。（华夏时报） 二、信用卡资金流向管控趋严 信用卡新规出台后，各大银行对信用卡资金流向的管理更为严格。记者注意到，近期已有广发银行、海口农商行、北京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加强对信用卡资金用途的管控力度。“对信用卡资金用途的管控是近些年的重点，不能违规流入一些受限制的领域，这不仅是监管的规定，也是卡中心管控风险的一个重要措施，防止一些套利行为的出现，滋生风险。”某股份制银行信用卡中心人士对记者说。2022年7月，银保监会、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强调信用卡资金不得用于偿还贷款、投资等领域，严禁流入政策限制或者禁止性领域。部分银行因为信用卡资金违规流入限制领域而收到监管罚单。比如，建设银行因涉及信用卡资金违规流入证券公司等多项违规，被监管机构合计罚没1.99亿元；邮政储蓄银行乌鲁木齐市分行因涉及信用卡资金流入房地产领域等原因，被监管机构处罚60万元。（界面新闻） 三、严惩债市“自融”代持乱象 交易商协会再启自律调查 5月31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称，对北方国际信托等7家金融机构启动自律调查，原因是在债务融资工具违规“自融”的调查中发现，上述机构在相关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和交易环节涉嫌存在违规行为。从处罚频率来看，今年以来，交易商协会对债市乱象的调查和处分力度有所加大，涉及违规行为包括债券募集资金挪用、发行定价不合理、违规“自融”、违规代持等。有债券市场人士对记者表示，处罚多数针对的是2020年之前的行为，但随着融资环境收紧、地方债务压力加大，部分弱资质地区城投企业的发债乱象可能有抬头趋势。上述7家机构具体为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外钜融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今年以来交易商协会公开的第5次自律调查，几次公告主要集中在最近两个月内。（第一财经） 四、业内首家 新华信托被宣告破产 5月2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告称，新华信托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律规定。新华信托由此成为我国自2001年《信托法》颁布以来首家破产的信托公司，业内持牌信托机构也将随之缩减至67家。2022年下半年，重庆银保监局曾对新华信托开出二十余张“罚单”。“罚单”显示，新华信托存在十余项违法违规事实，包括：未事前报告关联交易；发放不当激励；通过关联方违规开展实业投资；全面风险管理失效；超权限审批与关联方的业务；违规审批代关联方投资造成巨额损失；违规通过关联方资产虚假出表；向禁止性或限制性领域提供融资；“三查”严重不尽职；资产风险分类不准确、减值准备计提不足；未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信托受益权违规转让；委托非金融机构推介；违规为银行提供通道业务等。业内人士表示，新华信托破产背后，显示出企业对行业风险控制出现偏差。从信托行业来看，属于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国新闻网） 五、抗击顽固高通胀的努力 暴露了金融体系脆弱性 欧洲央行对抗顽固高通胀的努力正暴露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欧洲央行周三在半年度的《金融稳定评估报告》中表示，利率上升正在考验家庭、企业、政府和房地产市场的韧性。欧洲央行警告称，这使得市场容易受到无序调整的影响。尽管欧洲银行对美国和瑞士银行业的动荡表现出了显著的韧性，但融资成本上升和资产质量下降仍可能削弱它们的盈利能力。这些警告来自欧洲央行对其25年历史上最激进的货币紧缩行动的全面评估报告。尽管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面临着挥之不去的风险，但致力于让通胀率回到2%的欧洲央行官员们表示，自去年7月以来的一连串加息并未结束。欧洲央行表示，鉴于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上升以及近期市场紧张，银行应避免提高派息率，而应专注于保持现有的韧性。（智通财经）

资本具有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双重属性，自然属性主要体现资本要素作用，社会属性更多体现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扩张是资本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辩证统一、相互交织的过程，具有市场型扩张、资源型扩张、牌照型扩张等三个基本模式。由于趋利性，资本存在多样化无序扩张现象，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可能存在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弱化监管系统有效性等多重威胁。资本监管要充分认识资本双重属性，将“两个毫不动摇”作为资本监管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资本正向价值，覆盖资本扩张所有环节，重点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潜在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数字经济潜在的新型金融风险。资本监管要健全资本监管长效机制，深化资本监管法治建设，着重加强机构公司治理，有效统筹资本双重属性，着力提升生产力，注重优化生产关系，不断强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