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过去数十年的这轮全球化取得了巨大成功。商品、服务、资本的全球流动促进了经济一体化，提高了生产率，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繁荣。消费者得以享受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全球贫困人口在过去20年减少了10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全球化也带来了不少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持续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负债以及紧随其后的逆全球化思潮可以说是过去数十年矛盾积累的总爆发，全球化正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

面对问题，必须对其追本溯源。全球化怎么了？逆全球化的根源在哪里？除了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投资不足，全球劳动力市场转型这些经济方面的原因，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准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全球化的目的是让一小部分人变得更富有还是让所有人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分配经济发展成果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应该更多关注经济表现还是其背后的人类福祉？

全球化中得益少的人群是我们集体面对的失衡，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在逆全球化的喧嚣之中，在民粹主义的骚动之下，在关乎战争还是和平的选项面前，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思考全球治理问题或许是必要的，因为发展关乎经济，发展成果分配则关乎政治，只基于经济逻辑的全球化无法成功。

一、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

（一）从经济分化到政治极化

在国家层面，本轮全球化见证了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得到大幅改善，但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却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全球化的“水涨”并没有助推所有阶层的“船高”，高收入阶层财富不断增加，但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却陷于停滞。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全球化的收益在国内分配并不均衡，华尔街和大公司拿走了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收益却很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从1980－2012年的30多年里，发达国家占总人口1%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是剩下99%的3倍，富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统计，美国经济总量过去60年增加了5倍，但贫困人群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加。特别是2008年以来，美国普通民众收入明显下降，2015年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1999年的水平，贫富差距创30年来最高水平。和美国一样，很多国家都面临工资中值停滞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经济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引发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和政治极化，英美等国的民粹主义浪潮便是这种经济撕裂在政治上的反映。当一国大部分人口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就业和收入增长又受到来自外国商品的竞争和技术变革的威胁时，他们会很自然地支持限制移民和商品自由流动的闭关政策。2016年，在全球化中得益少的“沉默的大多数”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迫使卡梅伦搬出了唐宁街10号，继而又通过美国大选把特朗普送进了白宫，民粹主义的胜利让两国的精英和建制派大跌眼镜。《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在2017年写到：“当前，英美两国已转入了一段以猜忌外国人和怀疑自由市场为特点的时期。”[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秋季年会就多国贫富差距恶化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此前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努力变富有的愿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贫富差距的存在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但在这次讨论中，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明确指出，贫富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不利。对于有着长期新自由主义传统的基金组织而言，该结论不可小觑。美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都有这样的默契：如果我知道自己也有变富有的机会，我不反对你变富有。1890年和1930年前后这一社会契约出了问题，发展到最后均以战争爆发收场。可见，若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不仅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危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从民粹主义内政到逆全球化外交

在国际层面，随着30多年前中国、印度和一些东欧国家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全球劳动力规模陡增了一倍，给发达国家的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带来工资下行压力。随着全球化深入，很多曾经是中产阶级支柱的制造业岗位开始外流。表面上看，确实是全球化造成了发达国家工资增长停滞和就业岗位流失。但事实上，正如世界经济当年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一样，我们正在经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历史性转型。在发达国家，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最快的领域，自然也会出现最多的就业岗位流失。从哲学意义上讲，这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试图改变这种趋势在经济上是徒劳的，但在政治上却极具吸引力。

美国的情况在发达经济体中颇具代表性。很多教育程度有限的中下层选民，对于国际经济政治的理解相对简单，对世界贸易格局变迁缺乏了解，对规模经济和全球价值链所知甚少，世界观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强调关税的贸易理论之中。在他们看来，全球化就是造成他们失业和工资停滞的罪魁祸首。正是这批人将美国现任领导人选进了白宫，当权者也乐于用他的支持者们能够理解的简单方式去解决原本复杂的问题，把美国经济的问题归罪于外国，通过双边施加关税去解决本质是多边的贸易平衡问题。这种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做法虽然有悖于经济学常识，也绝非治本之策，但短期吸引选票的政治效果却立竿见影。

内政决定外交，政客们纷纷选择利用本国的民粹主义浪潮来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把本国的问题归咎于外国，聚合到国际层面，便有了各种逆全球化乱象。左右翼民粹领袖鼓吹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某些政客大谈贸易是零和博弈；一些国家撕毁自贸协定，唱衰多边机制；全球范围内的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这样的“喧哗与骚动”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二、透视逆全球化成因

面对逆全球化浪潮，应对其成因需追根溯源。表面上看，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勃兴，保护主义抬头都是随全球化的深化而出现，全球化是“因”。但透过表象从经济、政治制度和国际秩序等方面加以分析，不难发现，全球化只是“果”，“因”在全球化之外。

（一）技术变革加速经济分化

从经济基本面看，技术一直在塑造和改变人类社会，技术变革是影响全球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分化的基础性力量。历史上看，当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持续超过创造的就业，当技术的经济红利持续向少数人集中，当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关系持续扭曲，当资本收益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引发不平等的激增与社会失衡。比如，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人民的相对贫困也使社会问题频发。直到后来在亚当·斯密和古诺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推出累进所得税等新型干预措施和制定新的劳动法和法规，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才得以缓解。[2]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学界一度认为经济困境只是危机后的暂时现象，但随着失业和工资增长停滞成为常态，不少学者开始更为严肃地看待技术进步带来的中短期失业问题。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革命使很多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工作岗位被自动化机器人所取代，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面临持续“空心化”，而且不排除发展中国家今后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此外，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科技创新企业和人才会往某些区域聚集，推升当地资产价格，硅谷就是典型案例，这种模式反过来又会加速社会分化。虽然长期来看，技术进步也会逐步创造出新的产业和就业，但转型的过程往往十分痛苦和漫长。当前世界各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工人的脆弱性都在提示我们，人类社会迎来了技术变革进程中的又一次拐点。而且，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相比，今天的转型似乎更多地被政治极化、民粹主义以及各国之间的相互指责所困扰。

从经济学理论看，数字革命使产品的边际成本大幅下降，古典意义上的资本不再稀缺，实物资本的价值与回报率不断走低，发达国家正在转向“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根据《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两位作者的观察，世界在21世纪初发生了一场平静的革命：发达国家对无形资产（如设计、品牌、研发和软件）的投资首次超过对有形资产（如机器、建筑和电脑）的投资。[3]当今世界排名前七的公司都在科技行业，这些公司的影响力建立在模型、品牌和算法这些无形而不是有形的生产资料之上，数据、内容、创意的价值远远超过资产负债表上实物资产的价值。《经济学人》的调查数据也显示，10年前，AT&T、雪弗兰、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威瑞森通信等传统公司是投资支出最大的企业，但2018年，全美投资额前五名的公司已悄然变成了亚马逊、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苹果、因特尔和微软等互联网巨头。[4]在马克思的时代，重点是实物商品的生产、使用和消费，一旦有人拥有某件商品，其他人就无法拥有它，每一单位的商品生产都与成本有关，而无形资产则截然不同。数字革命催生的巨头以无形资产规模为基础，它们的商业模式更倾向于垄断。价值与有形资产的分离正在颠覆传统的经济理论，市场运行机制的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现象。随着我们转向一个边际成本趋向零、公共物品和外部效应无所不在的世界，随着人工智能和隐形算法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政府理应发挥一种新的、比以往更加突出的作用。

（二）制度供给与改革需求的错配

从制度层面看，市场经济正常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面对技术变革导致的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传统的经济规则和调节工具逐渐失灵。以知识产权为例，现行规则更关注保护大企业，鼓励创新的同时却不太关注促进包容性发展。又如在税收方面，公司经营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拥有低税辖区，跨国公司躲避税收和监管变得越来越容易，对于苹果这种获利丰厚的全球性企业而言，所交的公司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反垄断的监管规则和执行力度也远远跟不上科技巨头崛起的速度。要解决这些问题，应推进制度性改革，对现有政策和规则做出调整，缓解技术变革的冲击，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改进收入分配，保证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经济问题，大多数国家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是周期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被冠以各种花哨的首字母缩写反复推出，但真正需要的制度性改革却迟迟无法落实。按不少西方国家现有的政治制度，无论两党之中的哪一党上台，对经济困境都拿不出彻底的解决之道。个中缘由不是执政党不清楚结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而是在政治极化和“为反对而反对”的生态里，改革需要耗费政治资本，需要用短痛去换取长远的不痛，而短痛必然意味着近期选票的流失。以四到五年选举周期为着眼点的当权者在政治利益的牵制下，很难下定推行结构改革的决心。面对制度困境和积重难返的局面，从外国寻找替罪羊便成为各国政客趋之若鹜的权宜之计。

当执政党无法超越两极分化的民意真正为全体人民的福祉负责，当制度供给与改革需求出现错配，必然造成进一步的经济分化和社会撕裂。马丁·沃尔夫指出，在英美两国，人们失去了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信心，必须进行政策和政治改革。[5]如果政府决策得当，公平与效率、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也许不至于如此困难。

（三）全球经济治理的“两难悖论”

基辛格指出国际秩序面临一个“两难悖论”：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但政治架构却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国际秩序的巩固与发展依赖成功的全球化，但全球化的进程也会同时引发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6]从本质上讲，资本和市场的力量都是要求跨越国界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7]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本轮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数字革命推动的商品、服务、资本和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很多数字化基础设施不再局限在一国之内，越来越多的议题从边界外问题变成边界内问题。“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预言今天已经变成现实，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各国为了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必须开展全球治理合作。

然而在实践中，以主权国家为参与主体的全球治理仍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这是因为出于地缘政治和文化历史的原因，国家边界仍然十分重要，主权国家无一例外都要求独立制定本国政策，哪怕是以协调国际事务立场为目标的外交政策，本质也是在强化国界的存在感。没有国界的世界经济和以国家为基础的世界政治是当今世界的一对结构性矛盾，受此影响，过去数十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各种烈度不断升级的金融危机。从1980年代的拉美，1997年的亚洲，1998年的俄罗斯，2001年以及2007年的美国一直到2010年的欧洲。迄今尚未有公认的理论能够根除世界性经济危机反复发生的顽疾，更谈不上有提供公共产品防范危机的国际共识。

除上述结构性矛盾，当今的国际秩序也因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面临拐点。现有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西方国家的世界观之上，既囊括了美国的理想主义观点，也包含了欧洲关于各国力量对比的传统认知。二战结束至今，这一国际秩序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它们在这一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几乎没有参与。随着经济力量日益上升，新兴经济体开始寻求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仍以美欧为主导，治理结构改革跟不上新兴经济体发展的脚步。这种情况弱化了现有国际秩序的共同方向感，各国的“保留态度”表现得日趋明显。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至今仍然要求由自己来制定21世纪的发展规则。美国现政府掀起的贸易战也并非简单地为商品交换“建墙”，本质上还是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之争，是国际社会遵守何种规则之争。如果美国单边主义的处理方式占据上风，将会改写世界的游戏规则。历史上看，游戏规则的改变很可能引发冲突乃至战争。如果人类社会建立新秩序的努力失败，世界很可能再次四分五裂，沦为按个别国家的国内结构和治理模式划线的势力范围，而这种区域性的竞争甚至会比国家间的竞争造成更大的不稳定。

三、全球化再出发

弥合技术变革造成的经济分化，解决制度供给与改革需求的错配，摆脱全球经济治理的“两难悖论”，需要我们对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进行再定位，对自由民主制进行再思考，以全人类共同命运为出发点对全球治理路径进行再探索，让全球化再出发。

（一）市场与政府的再定位

当市场无法确保新技术条件下的公平竞争，不能像创造财富那样有效分配财富的时候，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必须再定位。自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由于政府越位、缺位现象严重，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一度被各国奉为圭臬，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大家看到了不受监管的市场力量造成的巨大伤害。马丁·沃尔夫指出，我们“低估了政府作为保险者、保护者、教育和医疗的出资者、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公共产品的供应者、外部性的管理者、垄断的监管者、经济的稳定者、收入的再分配者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忠诚的聚焦点的长期职能”。[9]数字革命正把我们推向一个公共物品和外部效应无所不在的社会，信息技术的特点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极易形成垄断。市场机制在鼓励技术创新方面较为有效，但对修复技术变革带来的经济分化却力有不逮。

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过去300年来，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出现的收入分配会恶化的问题。[10]市场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需要政府为公平竞争创造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政府需要破除竞争壁垒，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需要加强教育职业培训，为应对劳动力市场的

变化做好准备；需要加强社会安全网为受到技术冲击的人群提供帮助；需要改善基础设施和配套网络，为经济资源在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需要找到分配经济红利的更公平的方法，实现人人共享的繁荣。同时必须看到，过度依赖政府和过度依赖市场一样危险。在此过程中政府也需要找准自身定位，对能力的边界做出务实合理的判断。

能否既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也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使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能否成功的关键。历史上，和西方“守夜人”的小政府传统有所不同，中国的政府和市场之间一直存在长久的联系。在过去40年里，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保护产权，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通过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握在一起，中国有效结合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一对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是自相矛盾的制度，在传统理论非黑即白的区域里，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迂回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11]中国政府提出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也正是着眼于更好分配经济发展成果，解决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的先天缺陷；认真分析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也同样研究政府在哪些情况下会造成过剩乃至扭曲；进而以此为基础确立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定位及行为规范，构造一个既能高效发展也能公平分配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也许正是中国经验的时代意义。

（二）自由民主制的再思考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只是众多人类文明传统之一，并非自由民主的唯一源头，也并非自由民主的唯一价值载体和体现形式。纯粹的民主制在历史上并不成功，苏格拉底死于雅典公民民主投票做出的决定，古希腊的民主制深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诟病，反倒是古罗马融合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主要成分的混合政体较为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全球领导者。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成功得益于自由与民主的传播，自己有权利也有义务把这种唯一“正确”的民主形式推广到其他国家。在欧美强大经济的光环之下，自由民主制逐渐发展成为所谓占据道德高地的意识形态和独一无二的普世价值。复杂和专业的国家治理被简单地收窄为自由和民主，自由和民主进而被收窄为自由民主制，直至收窄为选举民主，选票被视为能解决所有经济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水落石出”，自由民主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大部分选举民主下的政党受到四至五年的任期钳制，主要精力都花在规划几年之内的选举上，不大可能提出长期规划，无力也无需去关注深层次的结构改革。能够超越党派分歧，真正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少之又少。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胜选都展示了西方抛弃精英代议制民主，走向民粹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民意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裹挟，理应“理性”的选民并不理性。西方民主能否在精英民主与民粹主义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亦或是沿着民粹主义的趋势进一步劣质化都还有待观察。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中心的加速东移也开始打破关于西方民主制的一些迷思。

西方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逐渐开始松动，不少长期研究西方民主的学者开始进行反思。在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说”的福山看来，美国的“麦迪逊式民主”现在已经变成利益集团的合法工具，成为对制度进行必要改革的障碍。联邦立法部门被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俘获，国会和法院影响力过大，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美国政府变成了“政党和法院主导的政府”，联邦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极化趋势，分权制衡机制变成了否决制（vetocracy），必要的政策调整面临着重重阻碍而无法实现。在福山看来，美国政治制度已经不再是一个高效率、奉行法治和民主问责的政治制度，现代政治秩序的三大支柱，即强大的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都出现了问题。[12]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过去40年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两三百年才完成的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并没有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而是选择了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政治制度展现了强大的政治规划能力和政策执行力。中国共产党做事的特点是有长远性，既搞顶层规划，也做具体部署，党的领导层每五年换届，但指导思想一脉相承。不同于西方多党制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国家命运和民众福祉负责，从而避免了政策目标的南辕北辙。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通过渐进式改革和对外开放带领中国在不同阶段实现发展，更重要的是，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思想路线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方法论，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等思想异曲同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决定中国必须在依法治国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而不是其他。

中国的道路也许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但这并非要证明中国的制度怎么好，西方的制度怎么差，只是想说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界上有人类共同价值，但没有普世制度，以道德化的眼光来评判政治制度只会限制世人的思维，阻碍各国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世界上的政治制度多种多样，不能简单以是否奉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来评判。就一国的政治制度而言，能否长期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能否引导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遇到挑战时能否先从自身找原因，通过自我革新而不是对外转嫁矛盾来化解，也许就是最好的试金石。

（三）全球治理路径的再探索

鉴于没有国界的全球经济和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仍然是当今世界躲不开的结构性矛盾，这就需要我们从看似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去思考问题：国际社会既需要共同的目标和方向感，也需要考虑各国不同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差异。一个切实可行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的不仅仅是联合宣言，更是一种共同的理念。经济上务实有效、政治上开放包容、国际秩序上循序渐进的中间道路或许代表了在现有经济、政治、国际秩序条件约束下，全球治理的最佳路径。在承认各国主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共同接受的理念，开展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一带一路”正是为此创立的国际合作新平台。

经济上看，“一带一路”是基于现实需求的务实选择。该倡议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个“运”就是问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总需求不足，经济复苏低迷，中国2013年正式提出该倡议的考虑之一就是通过打造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创造全球有效需求，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反过来也为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一带一路”不少参与国都面临基础设施缺乏及老旧问题，基础设施自然成为“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降低运输成本，而且涵盖设计、施工、建设、运行、管理等各个环节，有利于从生产加工到销售、消费、服务等各个链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要素最优配置。在设施联通的基础上实现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将把中国和参与国更紧密联结在一起，通过改变经济地理，把一部分人的全球化变成所有人的全球化。

从政治上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倡议源于中国，但成于国际合作。过去的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把本国的制度、理念、政策、规则强制推到世界，强制他国执行，而“一带一路”是在承认各国平等和国别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赢。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开放之路，今天的“一带一路”更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遵循，寻求共商共建共享。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说明了建立在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基础上的全球治理路径的吸引力。

从国际秩序上看，“一带一路”提供了关于如何管理人类社会的全新视角，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无论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金砖国家为基础的新开发银行的设立，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都是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尝试，是在不损及现有国际秩序、不颠覆现有治理体系前提下的一次“边际改革”，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有益补充，目的是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好适应世界经济的现实。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年，改革开放40年，历经风雨发展到今天，应当了解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所想所需。以此为基础，以5000年不曾断流的中华文明为积淀，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否定国家主权，也不以某一个国家的利益为主要考量，这种天下为公、中正平和的“中庸”哲学或许正是破解世界经济“囚徒困境”的最大公约数。基辛格说，要建立起国际秩序，需要各个地区之间先统一思路，使各自的秩序互相关联，形成统一的秩序观。[13]从这个意义上看，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可以说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步。

在大部分西方文化里，个人被视作追求自身利益的自主个体，而集体主义的“共享”精神则深植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到，希腊模式是分裂文明的代表，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欧美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变化中的“对决”文化，而中国则是“不变的正统”，是大一统文明的代表。纵观人类文明史，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过程，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的梦想始终是中国人心中不灭的明灯。面对当今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中国古老朴素的哲学思想中寻求灵感，“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理念或许正是超越“文明的冲突”的关键。

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这样总结社会主义与历史的关系。“如果将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公式运用于历史，工业革命是正题，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是反题，那么下一个状态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题。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不断扩大自由，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迫使资本主义不断增加平等。东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东方，这一对双胞胎很快就会团聚。”[14]距离这段文字问世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作者基于历史与哲学的思考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共同的情感和不变的人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在于，能够不断演化出更复杂和更具合作性的社会安排，从而持续繁衍进化。如果都能秉承这种开放的心态，同时保持信心和耐心，我们一定能找到一条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远未结束，历史才刚刚开始。

注释：

*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提出的有益建议，文责自负。

[1] Wolf, M., “Conservatism Buries Ronald Reagan and Margaret Thatcher- How Confidence in the Benefits of Free Markets and Free Trade Has Been Lost”, Financial Times, May 24, 2017.

[2] Basu, Kaushik,“Trade, Technology and Xi Jinping’s Question”, July 6, 2018, https://www.

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igital-technology-trade-warprotectionism-by-kaushik-basu-2018-07?from=groupmessage[2018-07-30].

[3] Haskel, J. and Westlake, S.,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4] “A Boom Like No Other”,  The Economist, May 26-June 1, 2018.

[5] Wolf, M., “Conservatism Buries Ronald Reagan and Margaret Thatcher- How Confidence in the Benefits of Free Markets and Free Trade Has Been Lost”, Financial Times, May 24, 2017.

[6] Kissinger, H.,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 页。

[9] Wolf, M., “Conservatism Buries Ronald Reagan and Margaret Thatcher- How Confidence in the Benefits of Free Markets and Free Trade Has Been Lost”, Financial Times, May 24, 2017.

[10] Piketty, T.,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 刘鹤：“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载吴敬琏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12] Fukuyama, F.,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Straus and Giroux, 2014.

[13] Kissinger, H.,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4.

[14] Durant, Will and Ariel,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ew York: Simon&Shuster Inc,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