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张鹏所述内容进行学理方面的补充。刚才提到“未知的未知”怎么变成“已知的未知”，这里涉及到风险承担及其治理方面的问题，我的报告《两融创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主要借鉴了梯若尔（2017）的双边市场分析框架，理顺了工业化和信息化之间的内在关系，解释了如何创造市场。

我们通常对于外部性的理解都是单边的，而且是作为外生参数，但实际上外部性是双边的，是内生的。在客户及其对应的产品都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就需要利益相关方协同创造市场，这就是“未知的未知”，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转变为“已知的未知”——能够知道概率分布就可能解决了。不过这也会造成市场参与一方的决策对另一方的间接外部效应——这就是双边市场，双方互不知晓，但其中一方发挥作用对另一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双边市场外部性有三种不同解决方案。一是传统的由产业政策干预代表的公共产品解决方案，运用产业政策补贴工业化外部性。这套工业化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政府作为权威第三方，自身代理成本很高，对于产权保护的承诺会受到影响。二是由纵向一体化代表的私人产品解决方案。相关理论由威廉姆森（2002）较早提出，也就是企业理论，通过纵向一体化形成共同所有权，将一方决策外部性内部化。但问题在于这会弱化与市场相比的激励机制，因为企业所有权由资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处置权代表，一旦企业所有者掌握这样的裁判权，内部的分红和激励规则将可能变得不可信，假如一方获得了超额收益，而是另一方承担了这部分风险，那么合约就会被撕毁，需要进行重新谈判。也就是说，存在不能内部化的外部性：在市场存在的情况下纵向一体化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客户及其产品都不确定的双边市场，将外部性内部化来抑制资产投资机会主义“敲竹杠”的效果很难得到保证，纵向一体化对激励的持续弱化最终势必引发严重的代理成本，抑制其缓解双边市场外部性的能力。三是由互联网平台代表的俱乐部产品解决方案。互联网经济兴起缓解了双边合同由谈判者数量不足导致的签约和履约难题，通过调整双边的收费结构和水平，形成门槛使一批人进行匹配，交易的成功率要比企业纵向一体化强很多，而且并不会弱化激励，这类似于外包，保持市场激励的同时兼顾合作。

这三种方案实际上是互补的，政府在产业政策干预中起到双边合同担保和仲裁者的作用，但面临信息和自身代理成本的挑战；为了缓解这个问题，美国产生了所谓的管理革命，也就是纵向一体化，但可能会抑制市场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弱化激励；之后就是八十年代出现的美国的股东主义问题，产生了大规模外包以应对所有者具有积极性而代理人没有积极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怎样用多种组织方式解决“未知的未知”的问题。

理论的发展对于企业的经营战略提出重大改变，经济文献中引用率最高的就是Porter（1979）提出的竞争五力模型。具体地讲，影响企业战略定位的五大力量分别是市场上新参与者的威胁、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客户的议价能力、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以及行业中竞争对抗的激烈程度。根据Porter模型，企业竞争力取决于能否形成对竞争对手的进入壁垒，以及对供应商和客户取得更好的贸易条件。就是说我有个“护城河”，可以不参与竞争，而你的客户或者我的供应商自相残杀，那么我的定价能力就增强了。在此基础上，Wernerfelt(1984)提出基于资源的公司观，认为形成企业竞争进入壁垒的关键在于获得不可或缺的独特资源，即进行优质要素的积累。但这个方法很明显是一种企业理论的概念，与双边市场不搭界——假如市场未形成应该怎么办？此时不仅要有优质要素积累，还需要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协同创造市场的能力。而理论上张鹏所讲的优质要素怎样衡量、估值，这些都是可以反映出来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双边的投资策略。优质要素积累本身仅仅可以保证企业成为双边（或多边）市场中的重要一方参与者，企业竞争力最终形成还得取决于利益相关者协同创造市场的能力，所以要同时鼓励在位企业和非在位企业的平台创新，而互联网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除了企业、国家之外的“平台”。

......

实录全部内容请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