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发展正面临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全球经济在疫情后显现出初步企稳的迹象。据IMF的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2.8%，但新兴市场经济体仍面临较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就国内的情况来看，2023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达到5.5%，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但我国经济仍处于疫情后的动能恢复期。在预期不稳、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的背景下，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023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和《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相继发布，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党中央、国务院于2023年9月初作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重大决策部署，为金融服务民营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当前阶段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趋稳

（一）疫情后全球经济呈现持续复苏趋势

2023年7月IMF公布的世界经济预测（更新）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全球经济较疫情之前表现出短期恢复韧性。7月，IMF对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比4月份预测调高0.2个百分点至3%，对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仍维持3%不变。从结构上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快于发达国家（见表1）。

如表1所示，IMF预计2023和2024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分别达到1.5%和1.4%，而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将分别达到4%和4.1%。就发达经济体内部来看，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1.8%，欧元区国家仅增长0.9%；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低于欧元区国家。就新兴市场经济体来看，2023和2024年，印度经济增速分别为6.1%和6.3%，保持较高增速；同期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5.2%和4.5%，显示中国未来经济增速明显承压。

（二）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区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9303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与2022年上半年相比增长了5.5个百分点，与一季度相比增长了1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二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了4.5%和6.3%，从环比来看，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8%（见表2）。

表2显示，202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仍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区间，两个季度的实际经济修复力度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其中，在政策面延续稳增长取向等因素带动下，一季度经济表现超出市场预期。进入二季度，受外需放缓、国内消费修复温和等因素影响,实际经济复苏力度有所减弱，二季度经济实际增长动能有所放缓。

（三）服务业引领民营经济恢复发展

从全球角度看，2023年全球服务业处于稳定复苏周期，带动消费业和接触性服务业快速增长，上述行业主要由国内生产者提供，使得欧美等以消费为主的经济体的经济下行幅度好于预期，抵消了部分投资需求下滑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向影响。2023年，全球服务业PMI指数逐月上升，5月指数为55.5%，高于年初5.5%。就各经济体来看，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等经济体的服务业PMI指数均处于荣枯线以上。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2023年1—7月，服务业增长明显，已成为民营经济复苏的“马车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7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7%。分行业看，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20%、11.2%、7.6%、7.3%。1—7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3%。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增长点。

二、民营经济发展仍面临三大挑战

在总体经济环境趋稳的同时，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发达国家“脱钩断链”、房地产行业阶段下行、内需不足这三方面的挑战。

（一）国际产业链重组的冲击

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供应链本地化、近岸化、友岸化政策，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国际产业链重组的冲击。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开始高度重视制造业外迁带来的弊端，之后的历届政府纷纷从政策端发力提振本土制造业。奥巴马政府“重振美国制造业”战略重点是加大政府投资、鼓励出口、聚焦先进制造；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通过对内提供税收优惠、对外施行关税壁垒等手段，同时鼓励新兴产业及钢铁、铝制品等传统产业发展。

近年来，拜登政府先后推出《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这两大法案利用税收抵免、财政补贴等措施吸引半导体、汽车及电池等高技术企业赴美建厂，促进高技术企业扩大对美国投资，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从新增就业结构上看，2022年，高技术部门和中高技术部门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占比分别高达64%、23%，显著高于中低技术部门（7%）和低技术部门（5%）。在行业增加值方面，相较于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低附加值行业，一些与机械电器相关的关键行业，在2022年的增加值复苏方面都有更好的表现，占GDP比重高于同期。《芯片与科学法案》宣布之后，美国芯片投资增长态势尤为显著。2022年，美国的芯片领域共有61项投资，绝大多数发生在下半年该法案宣布之后。另外，美国加大对华技术出口限制，2023年8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酝酿已久的《关于解决美国在特定国家对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的行政命令》（以下简称“行政令”），严禁美国企业投资于我国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并要求报告其他科技领域的投资，预计此项“行政令”经过征求意见后将于2024年生效。

受此影响，我国国内供应链将面临明显的对美“脱钩”压力。2018年以后，美国进口商品对中国依赖度（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总额占美国进口总额比重）出现下降趋势，2023年上半年降至13.3%。同一时期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商品依赖度分别为15.9%和13.6%，这象征着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进口国的地位被取代。

这一趋势将对民营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对于半导体行业来说，发达国家的“脱钩断链”造成一些生产链的中间节点断裂，使得半导体生产衔接不畅。未来，全球贸易投资需求回落和全球产业链的“在岸化”生产将进一步减少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规模，给国内民营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带来持续抑制。就出口数据来看，2023年1—7月，我国出口总额累计同比负增长5%，进口累计同比负增长7.6%；其中，2023年1—7月，中国出口美国累计同比负增长17.8%，进口累计同比负增长4.5%。

（二）房地产行业成为最大不确定因素

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稳定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房地产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42573.8亿元飞速增长到2022年的73821.3亿元。房地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常年保持在6%以上。同时，房地产业还间接带动了建材、家具、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水泥等制造业以及金融、商务服务等服务业。房地产不仅与投资、消费、就业等息息相关，还与财政、城投深度绑定。因此，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仅关乎金融体系，更关乎经济发展。例如，近两年房价处于下行区间，对居民购房的信心产生较大打击。认为未来房价会上涨的人数比例从2021年二季度的25.5%，下降至2023年二季度的16.2%，为有记录以来的次低值。如果未来房地产市场发生深度调整，不仅将对房地产市场预期发生根本性改变，还将通过改变投资者信心对金融市场，乃至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除此之外，房地产企业债务压力对银行和信托机构产生负面冲击，从而影响民营经济的金融可得性。房地产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开发的高周转特征决定其对资金的需求特别大。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其规模的大小，银行贷款是房地产重要的资金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房地产贷款（包括房地产开发贷款和购房按揭贷款）余额为53.16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26.24%。从总量来看，作为单一行业，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高居第一，考虑到房地产行业与其他很多行业的关联度非常高，如果将这些行业的贷款都算进去，房地产行业的相关贷款要占到总贷款的“半壁江山”。不仅如此，房地产通过信托渠道同样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总体来看，房地产企业债务负担明显增加，对融资的依赖度过高。房地产企业的高负债率降低了其应对行业波动的能力，一旦房价出现深度下滑，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房地产企业将面临巨大的偿债压力和流动性风险，银行及信托等金融机构也将受到巨大冲击，最终对民营经济的金融可得性构成负面影响。

（三）内需不足，居民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持续低迷

在居民消费方面，2023年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3.1个百分点，不足疫情前平均增速的一半，这意味着消费修复动能仍然温和。因此，即便剔除基数影响来看，当前居民消费增长动力也明显不足，这显示疫情后消费需求复苏不及预期。在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下，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有待进一步改善，预计下半年消费修复动能将有所回升。

在物价方面，2023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但CPI环比略有下降，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3%。在生产者价格指数方面，7月受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同比下降4.4%，环比下降0.2%，已连续一年处于负增长区间。物价的下降反映出了当前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这将对民营经济的盈利能力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民间投资增速持续负增长。2023年8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7%，虽然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五个月低于临界点；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型企业PMI和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6%和47.7%，均低于大型企业。民间投资增速持续负增长。2023年1—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285898亿元，同比增长3.4%（按可比口径计算）。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49436亿元，同比下降0.5%。从环比看，7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降0.02%。个体经营、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民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见图1）。

三、解决金融失衡是金融服务民营经济的着力点

当前形势下，亟须发挥金融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困境在金融宏观数据上集中反映为社会融资增量低于预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二季度社会融资新增量弱于一季度，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282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703亿元，降幅达32.2%，为连续3个月下降；1—7月，累计增量仅增长1.3%，社融存量增长9.2%，比去年同期下降1.5个百分点。

进一步发挥金融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需要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难题。金融失衡及金融相关的要素市场发展滞后是造成民营经济融资困境的重要原因。若以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进行区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的经济结构下，要素市场发展的滞后将带来整体上的失衡局面。以金融市场为例，金融市场的扭曲使得资金要素的市场价格被认为低估的情况下，产品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供大于求的“超额供给”，即生产领域出现“产能过剩”；相应地，要素市场价格过低也必然造成生产要素供不应求的“超额需求”，“融资难”等问题由此产生。这意味着，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使其不能完全反映出资金供求的变化，人为压低的价格还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失衡，信贷资源朝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聚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则被“信贷配给”所困扰。

就金融领域内部结构来看，金融领域市场化程度较低也造成了结构性失衡。例如，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仍然是我国主要的融资渠道，资本市场整体规模偏小，且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平衡，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于股票市场，公司债的发行更是处在起步阶段；不仅如此，未充分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和银行业的严格准入使得信贷市场的配给现象普遍存在，这一政策阻碍了金融服务的发展，并降低了向企业部门配置资金的效率。

四、创新货币金融政策，多举措服务民营经济

要解决金融失衡这一难题，除了赋予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还要求我国要不断创新和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以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与此同时，深度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增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能力，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打造适于民营企业融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一）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以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

在当前阶段，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需要依靠一些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直达实体经济，支持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

可增加长期限流动性的投放规模，在保证流动性总量的同时优化期限结构。在保证流动性总量方面，可以综合采用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逆回购、MLF等操作稳定市场流动性规模；同时，增加长期限流动性投放及占比，优化流动性结构，稳定市场预期，鼓励商业银行加大中长期信贷的投放力度。

应创新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中央和地方应综合考虑制定特别受助企业类型，通过创造直接与特定企业对接的货币政策工具，缓解流动性的结构短缺，以促进实体经济不断发展。例如，通过建立特别融资便利支持特定企业、增加特别再贷款、扩充合格抵押品范围等工具，实现“精确投放”，提升企业融资可得性。除此之外，在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提高直接融资占比等方面继续加大改革力度。

持续推动贷款市场报价机制改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完成，存贷款利率的浮动限制已经取消，银行间市场日益成为金融机构拆借资金的主要渠道。鉴于此，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应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以短期利率等市场化手段进行货币政策调控。为此，应进一步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定价机制，在提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水平的同时，适度扩大利率报价的参与范围，根据宏观调控政策的需求，重点引导民营企业贷款参考LPR定价，改善利率报价弹性，适度增大与市场利率变化的相关性，令各类主体更好地适应市场化的定价方式。

（二）深度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增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能力

金融改革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作用，因此，一方面，要加速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提升金融主体服务民营企业成长的意愿，既要鼓励支持中小银行发展，又要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手段逐渐提升大型银行的市场化竞争水平，进而优化并完善民营企业的金融供给环境；另一方面，应强化金融科技等新兴技术手段的赋能效果，解决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优化传统金融与科技金融的协同水平，切实提升金融供给与服务效率。

金融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平衡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特点，这不仅造成了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也造成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套利空间，从而加剧金融风险。为了实现金融结构优化，应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提高金融供给水平的同时努力实现金融结构的平衡。

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改革和创新，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应继续着力促进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创新业务，鼓励其通过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加强风险防范，扩大资产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国有大型金融机构需要全面推进公司治理改革，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层的职责边界，在强化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增强董事会在战略制定、风险管理、监督控制等方面的职能。公司治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激励机制的完善，应改革只与短期业绩挂钩而和风险无关的薪酬制度，建立长期化的激励机制；此外，要大力改进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范信息披露的格式、内容、深度和广度，确立“实质主义”信息披露规则，增加金融机构违规成本，提高其经营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利益。

加大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应加大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降低金融业的准入门槛，鼓励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考虑到中国金融业的现实情况，可以首先对社会资金开放小微金融和农村金融领域，鼓励民营资本通过入股、重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或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的方式进入金融业。

平衡金融供给结构应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一方面，对民营企业而言，其金融服务需求千变万化；另一方面，出于对金融风险的审慎考虑，金融改革相对滞后，形成了金融供给的同质化与实体经济多元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不仅导致“融资难、融资贵”，还造成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套利空间，加剧金融风险。可以说，金融供给结构性不平衡，金融机构层次不够丰富，是制约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应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鼓励中小金融机构、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这不仅可以从总量上增加金融供给，而且还可以完善和优化金融结构，挤压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套利空间，有助于抑制金融风险。

（三）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打造适于民营企业融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打造适于民营企业融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发展直接融资的关键。要完善现有的资本市场体系，首先，明确多元化资本市场在企业融资中的不同功能定位。以股权市场为例，一般对处于成长期且资产规模较小的企业，比较适合在创业板上市融资；对处于成熟期且资产规模较小的企业，比较适合于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对处于成熟期且规模较大的企业，适合于在主板市场上市融资。其次，建立适合民营企业特点的发审制度，加快上市进程。可考虑改革现行发行审核制度，制定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发行审核标准，可重点关注民营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科技含量、获利能力和成长潜力，适当放松财务指标要求，降低门槛，并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发行上市设立“绿色通道”。再次，应大力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完善非上市企业股份转让途径，可以积极采用拍卖、竞价等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应不断扩大现有的网络产权交易，将其拓展为全国性的产权交易信息共享和交易平台。最后，应建立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产权交易市场之间的转板制度，使得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在不同层次的市场中融到资金。

大力发展适于民营企业融资的债券市场。发展债券市场对我国意义重大，相比于银行信贷，成熟的债券市场能以低于银行的成本提供融资，因此，发展债券市场融资方式无疑是解决民营企业资金需求的最佳方案。目前，我国债券的管理实行规模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导致债券市场多头监管、效率低下。因此，要发展我国的债券市场，就必须改革我国行政化的审批和管理制度，推动债券市场的审批和监管向程序性审核过渡，最终实现债券的市场化发行。此外，要建立市场化的债券发行体制还需要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措施，具体来说，包括完善债券市场信息的披露机制和担保制度，建立市场化风险定价机制，以及改进我国信用评级制度，为债权人提供权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