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记者：人们常把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看作一个同频共振的过程，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的这场改革是从何时开始的？

曾刚：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与中国经济金融的改革同步的渐进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重新调整了宏观的投融资体制和管理制度，实行了“拨改贷”改革和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制度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工农中建四家国有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剥离，银行的筹融资等功能恢复和强化。

《金融时报》记者：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即20世纪末到2002年，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段颇为艰辛的日子，那时候的情况如何？

曾刚：当时四大国有专业银行虽然已经从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剥离出去，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仍然无法摆脱政府行政性配置资金的体制惯性。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入推进，银行承接了大量转制成本，积淀、演变并最终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加上那时银行内控管理不完善、信贷结构失衡、风险控制薄弱等问题突出，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日益沉重。

《金融时报》记者：数据显示，1999年末，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约3.2万亿元，仅次于经济停滞不前的日本，居亚洲第二位。当时，国家成立了中国信达、中国华融、中国长城、中国东方四家直属国务院的资产管理公司，专门负责帮助四大行剥离不良资产，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合计接收不良贷款约1.4万亿元。但是，这仍然没能彻底将国有银行拉出困境，2003年，四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依旧高达2万亿元。尽管当时的不良率超过20%，却仍然被境外投资者认为“充满水分”。当时的经营困境，是不是商业银行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曾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亚洲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冲击，风险导致的危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当时各界对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前景普遍担忧，银行体制改革滞后问题引发关注。中央在2002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心要在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前从根本上改革国有银行的体制和机制，为银行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外部竞争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重要探索；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金融时报》记者：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曾说，大力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这场开始于2003年末、结束于2010年的股份制改革，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多大的变化？

曾刚：实践中，几家国有银行“因行施策”，选择了不同的股改方案，但基本都达到了打造“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的改革目标。在股份制改革和上市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组织形式的变革、不良资产处置、吸引国外战略投资人等多项重大改革步骤，逐步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架构和经营管理体制，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极大提升，有效地支持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经济快速发展。

当然，实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脱胎换骨的国有银行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动能，几家银行从改革之前的长期亏损，一跃成为全球范围内领先的机构。从2020年的数据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无论是按一级资本还是资产规模或净利润指标，均排名全球前列。可以说，改革的成效斐然。

《金融时报》记者：据原银监会数据，2003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为27.64万亿元；银保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339.4万亿元，本外币资产增长了12倍以上，银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您看来，加入世贸组织特别是股份制改革以来，银行业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曾刚：在过去20年，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银行资产规模的高速增长就是其中之一。在20年时间里，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维持了15%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也显著增强。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银行资产质量在持续改善。按照五级分类统计，2003年末，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2.4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7.8%；到2021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8万亿元，与2003年相差不多，但是不良贷款率仅为1.75%，处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较低水平。

尽管最近两年受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影响，银行信用风险有所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相对于银行的风险抵补能力（指资本充足率和拨备率）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金融时报》记者：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同时也带来更大的挑战，特别是随着我国政府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在客户、业务和地域方面的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开始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中资银行，并参与到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中来。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我国银行业是如何应对的？

曾刚：在加入世贸组织并不断融入的过程中，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也在持续提升。中国银行业始终坚持循序渐进、安全自主的开放原则，采取由点到面、先易后难的开放方式，包括外资银行机构设立与人民币业务经营地域范围从试点城市到全国范围的推进、外汇业务服务对象由境外机构向国内公民的覆盖、从个别机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到外资参股的全面铺开等。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九大以后，我国银行业的开放进程进一步加速，在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金融时报》记者：事实上，不仅外资银行来到我国，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地“走出去”。以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中国银行为例，其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末，该行共拥有559家海外分支机构，覆盖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2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中资银行的“走出去”趋势？

曾刚：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银行业“走出去”的国际化进程明显加速。中资银行的“走出去”以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主、股份制商业银行为辅。截至目前，超过20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逾千家分支机构。

在国际化加速的同时，我国大型银行金融机构在全球市场的重要性也显著提升。2020年末，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均进入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机构（G-SIBs）名单。总体上看，尽管与国外大型银行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但在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等契机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银行业中的影响力和地位也在快速上升。

《金融时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在今年进博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又用三个“不会变”，再次向世界发出开放最强音。在当前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背景下，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一是适应居民部门日益增长的资产配置需求，成为境内外投资者“引进来”与“走出去”的金融伙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财富全球资产配置需求日益上升。整体来看，伴随着不断增强的财富管理意识，居民部门的资产配置需求也将日益向多元化的全球大类资产配置方向倾斜。

二是增强投资银行业务核心竞争力，把握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时代机遇。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是我国金融业双向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4年沪港通启动以来，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联系逐渐加深，先后启动了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成为打通中国资本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一项创新性制度设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主要发达经济体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全球低利率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关注度和参与意愿。

三是利用人民币国际化契机，加快提升国际金融服务水平。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也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活动中的使用需求快速提升。我国银行业在国际贸易、国际结算、跨境人民币和外汇资金等方面存在大量业务发展机会。

四是支持企业“走出去”，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的需求，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需求除传统信贷市场提供外，也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这将提升资本市场中长期融资需求。

《金融时报》记者：在提升能力、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金融开放的深入也给银行业带来更为激烈的竞争以及更为复杂的经营环境，特别是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更好地适应国际机构监管和经营环境变化，把控相关政策和市场风险，是未来银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那么，银行业应该做好哪些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曾刚：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要进一步深化银行业改革，提升我国银行业的综合竞争力。更开放的环境意味着更为激烈的竞争。中国银行业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固然有自身机制转换和经营管理能力显著提升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与国外领先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无论是海外分支机构和业务的占比，还是银行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从未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加强科技、人才建设，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强与国际金融市场与境外金融机构的协调与对接。

《金融时报》记者：在中资银行国际化的进程中，风险防控一直是重要话题。您认为未来银行业在强化风险管理、守住金融安全底线方面，需要进行哪些提升？

曾刚：未来，跨境业务会面临更为复杂的金融市场环境和监管环境。因此，银行既要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跨境金融需求，又要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在提高海外市场资产配置能力的同时，全力夯实风险管理基础，规避重大风险隐患。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来说，需要建立严格内控系统，确保境外业务合规，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坚守国家金融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