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需政策支持

南方日报：目前全国农信改制农商行总体进展如何？改革带来哪些成果，还有哪些方面仍待解决？

曾刚：总体上看，农信体系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根据相关数据，2002年末，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超过3.5万家，整体的四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为5147亿元，不良率37%；亏损信用社数量11901家，占机构总数的33.38%，资不抵债的信用社19542家，占机构总数的54.98%。通过十多年的改革（合并、转制），截至2020年5月末，农信系统的机构数量已下降到2235家，其中，农村商业银行1423家，农村信用社782家，农村合作银行30家，与此同时，资产规模显著提高到39.67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13.2%。2019年，农村商业银行利润总额2287亿元，资本充足率13.13%，较改革初期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改革化解了改革之前的存量风险，并构建了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制度，农信机构经营绩效显著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也明显增强，在支持地方经济和中小微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该看到的是，以往的改革中，有许多潜在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信机构的体制机制建设仍有缺陷，公司治理层面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此外，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以及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农信机构所面临的竞争环境也空前严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遭到严重侵蚀，需要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活力。

南方日报：当前农信社和农商银行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曾刚：从实际来看，我认为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一是公司治理不完善。经过上一轮的改革和引进战略投资者，农信机构的股权结构得到了优化，公司治理的架构也初见雏形。但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缺陷，“委托—代理”关系、利益调节机制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遵循市场化原则决策。

二是经营挑战日益严峻。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净息差水平持续收窄，整体的规模和利润增速均显著放缓。应该说，经营环境变化对所有类型的银行都会产生影响，但与全国性银行相比，农信机构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净息差下降幅度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银行。

三是风险抵补能力有待夯实。农信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小微、“三农”客户，这种客户结构也决定了其面临的信用风险（以不良率来衡量）要高于大型银行。面临潜在风险的上升，银行需要通过提高拨备、补充资本等方式来夯实风险抵补能力，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但就实践来看，农信机构的资本结构相对单一，缺乏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尽管过去一段时间，监管部门相继推出了永续债、优先股等新型资本工具，但可以利用这些工具的农信机构仍属少数。此外，受特定风险事件的影响，中小银行的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也一度较为低迷，且发行利率偏高。总体上看，中小银行通过市场化渠道来补充资本仍存在一些梗阻，需要政策加以支持。

二、农商行要找到局部市场的比较优势

南方日报：改制不是简单地换牌子，而是以改制为抓手建立现代的银行管理机制，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改制后的农商行应该从哪些方面完善经营管理？完成改制后，应该如何避免走回头路？

曾刚：改制既不是简单的换牌子，也不仅是得到了一次注资。如果不转换银行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其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改制之后的农信机构仍有可能再次陷入经营困境。所以，必须要在改制、注资的同时，对农信机构进行全面的改革。也正因为如此，相关部门制定了《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将深化改革与资本补充相结合，在夯实农信机构资本基础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优化经营机制、提升竞争能力，为地方中小银行经营效率提升、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更为良好的基础。

改制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一是要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农信机构“三会一层”的运作机制。二是按照收益与风险兼顾、长期与短期并重、精神与物质兼备的原则，不断完善考核与薪酬激励机制，在促进农信机构聚焦主业、服务本地经济的同时，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三是全面提升经营管理与风险管控能力。通过股东的支持或引入战略合作伙伴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丰富风险处置和化解的手段，提升农信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四是要形成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农信机构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在目标客户、业务模式以及产品服务方面，打造差异化竞争能力，形成自身发展的特点，培育在局部市场上的比较优势。

南方日报：数字化浪潮下，农商行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应该如何借助数字手段，更好地服务“三农”、小微企业、县域经济和实体经济？

曾刚：近年来，经济数字化的加速，以及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不断推动银行业务向线上化的迁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这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要适应客户需求的线上化和数字化趋势，银行必须加快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步伐。但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银行在战略层面的重视，更需要足够的人才和技术储备来推动转型工作的落地。但农信机构由于资金规模有限，人才和科技能力的储备以及在相关领域的资源投入能力，均远远落后于大型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总体上看，农信机构应加强数字化转型思维，转变发展理念，调整经营机制与流程，加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坚持内部迭代更新完善，增强数字化运营能力，积极探索具有融合县域特点、融合乡村特点的金融场景，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之路。

三、借优秀机构“赋能”非常有效

南方日报：广东农信第三轮改制有哪些亮点？为全国农信机构改革贡献了哪些经验？

曾刚：总体上来看，广东农信改制将风险化解与全面的体制改革相结合，为农信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一是产权模式改革。通过多元化途径引入资金，在夯实农信机构资本基础，优化资本结构的同时，有效化解存量风险，建立和完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

二是组织模式改革。根据不同机构的具体情况，广东农信在实践中采取了不同的改制模式，通过合并、入股等模式，提升农信机构的规模和竞争能力，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公司治理机制，通过优质农商行的能力输出，来全面提升省内农信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

三是体制机制改革。公司治理层面，在改制过程中不断完善农信机构的法人治理，强化“三会一层”建设，加强股东股权管理。风险管理方面，严控信贷风险，全力化解信用风险、集中度风险，推动农信机构建立、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风险抵御能力显著提升；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推动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了农信机构的数字化运营能力。

南方日报：广东采取的定向帮扶方式对农信改制有何意义？与以出资为主的帮扶相比，“注资、注智、注制”如何更好地帮助被帮扶农信机构完成机制转换？

曾刚：注资只是改制过程中的一个手段，虽然能提升农信机构的资本水平，但如果不提升其经营管理能力，一段时间之后，仍有再次陷入经营困境的可能。因此，注资的过程中，必须要建立长效发展机制。而其中，借助优秀机构的赋能来实现能力提升，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广东农信改制中，支持广州、深圳等优质农商行，以战略入股方式，兼并收购高风险机构，就是以资本为纽带，在资本注入的同时，将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技术向被帮扶的机构进行输出。同时，还可以通过股东和派驻董事的方式，参与被帮扶机构的公司治理，进一步完善相关机构的公司治理机制，全面改善其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

从实践来看，战略入股方式实现了“注资、注智、注制”的结合，优质农商行将自身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输出和复制到被帮扶机构，有效发挥战略投资者的专业优势，显著提升了被帮扶机构的管理绩效和经营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