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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债务观察周报2025年第51期

2025年12月29日

一、债务动态

(一)超1.3万亿!18地密集披露明年一季度地方债发行计划

据DM数据,截至12月25日发稿时,已有18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公布明年一季度地方债发行计划 ,披露的发行计划合计达1.37万亿元。

明年1月地方债发行计划已超同期实际发行额

明年的地方债发行有何趋势亮点?首先,从目前数据来看,2026年一季度地方债发行计划规模整体较大,并呈现出明显的月度波动:1月计划发行约5977.95亿元,2月大幅回落至约1123.65亿元,而3月则反弹至约6629.72亿元。

分地区观察,截至发稿时,已披露明年一季度计划发债规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四川(1887亿元)、江西(1285亿元)和广西(1113.03亿元),其中四川是目前计划发债相对最多的地区。

发行节奏上,各地具体时点上的安排也值得关注。由目前已披露的情况统计,总体发行高峰预计将出现在2026年1月下旬和3月上旬,这两个时段的地方债发行计划合计超3000亿元,新债一级市场或将形成相对集中的“供给高峰”。

专项债创新用途深化 投资端承接动力仍足

用途创新方面,地方专项债资金投向的多元化正不断升级。去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将专项债管理模式从“正面清单”转为“负面清单”。这意味着,除清单明确禁止的无收益项目外,其他各类项目均可发行专项债,这不仅显著拓宽了专项债的投向范围,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大的自主决策空间。

投资端来看,2026年的地方债投资市场亦值得关注。临近年末,由于今年地方债发行供给有所放量、且新发品种期限持续拉长,债市机构对明年超长债供需结构的关注度升温。整体来看,金融机构对新债的承接能力仍具韧性,未来地方债一级发行供给上量的冲击在业内看来相对可控。

展望2026年地方债发行趋势,吴志武分析指出:

一是,地方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将为金融机构资产配置提供更多优质资产。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因而,预计2026年包括地方债在内的政府债券规模将会继续扩大。而地方债信用风险较低,收益率比国债高,在目前市场利率较低、优质资产较为稀缺的背景下,可以为金融机构提供较多的优质资产。

二是,一般债发行规模将扩大,有利于银行优化对地方债的资产配置。2026年财政赤字将保持必要的规模,预计赤字率仍将会保持4%的水平,在此背景下,地方债一般债发行规模也可能将继续扩大。而相比专项债,一般债风险权重较低,对银行来说,有利于优化其对地方债的资产配置。

三是,地方债和国债的利差预计将保持稳定。根据财政部地方债收益率曲线和中债到期收益率曲线,2025年10年期地方债和国债的平均利差为19BP,相比2024年全年的17BP出现温和上升。考虑到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预计2026年地方债与国债的利差仍将会保持稳定,从而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对地方债投资的热情。

(新华财经)

(二)推动有序化解存量债务 多部门联合发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整改情况

据审计署22日发布有关部门对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其中,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整改情况如下:

一、整改工作部署

针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财政部进一步加强债务风险防控力量建设;严肃查处违规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的地方和单位,在全国公开通报12起问责典型案例;印发工作通知,进一步加强对隐性债务新增、问责、化解等全链条监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组织摸排地方融资平台违规融资情况,加强对融资平台涉众募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及其账户资金监测,通过督促收回问题贷款、封闭或冻结账户等推进整改,防范债务风险向涉众领域扩散。

二、审计查出的问题、原因及整改情况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部分地区仍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二是一些地区融资平台等国企违规归集涉农贷款,或向公益组织等融资;三是部分地区虚假化解政府债务。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有的地方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和长远考虑,举债谋政绩;为弥补财政收支缺口,违规举债筹集建设资金。有关部门跨部门监管合力不足,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对中介机构、国企协同监管不够;问责存在层级偏低、力度偏轻、时效性不强等问题,震慑力不够。

(一)关于“5个地区指定国企垫资建设、承诺由财政资金偿还等,新增政府隐性债务59.09亿元。11 个地区15户融资平台等通过发行非标金融产品、借款等方式,向1600多人、45家公益组织和村集体融资,新增隐性债务1.5亿元”的问题。财政部组织有关地区全面排查违规新增隐性债务问题,督促地方通过统筹财政收支、压减非刚性支出、盘活存量政府资产资源等偿还隐性债务。3 个地区已偿还由国企垫资建设、承诺由财政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 32.27 亿元。2 个地区已偿还违规向公益组织等融资的新增债务 1.15 亿元。

(二)关于“17个地区的18 户融资平台等国企借用多个村民、村集体等名义,违规归集各类涉农贷款46.66亿元,用于偿还自身债务本息等”的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督促有关银行与地方加强沟通协调,采取冻结存量授信、暂停业务合作、提前收回贷款等整改措施,全面排查涉农贷款业务,严控批量授信,加强贷后监管,严防资金挪用。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出台文件,指导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改革转型,督促有关地方有序化解融资平台存量债务,坚决剥离政府融资功能。9 个地区国企违规归集的涉农贷款已归还18.48 亿元。

(三)关于“6个地区通过直接修改债务台账、将政府债务转为企业债务、以新债垫还旧债等方式,虚假化解政府债务23.2亿元”的问题。财政部将不实化债作为监管重点,对虚假化解隐性债务问题严肃处理。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地方化债行为监测,向地方政府通报 22 类虚假化债典型问题。2省2个地区采取重新纳入隐性债务监测系统、盘活资产筹集资金等措施,已实质性化解政府债务1.7亿元。

(四)关于“5家银行对账户资金异常流动监管不力,11家地方融资平台借机向公众集资247.43 亿元,主要用于偿还存量债务等,所承诺保底年化收益最高达12%,使债务风险向涉众领域外溢”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督促有关银行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类客户的资金监管,对融资平台向公众募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大监测力度,采取收回问题贷款、对问题账户封户冻结等管控措施,防止集资款被用于偿还存量债务等。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推动有序化解存量债务。财政部将稳步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法定债务合并监管,指导督促各地有序化解融资平台存量债务。中国人民银行将加强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紧盯“变形走样”化债行为,指导金融机构支持融资平台化债。金融监管总局将指导金融机构落实金融支持化债相关政策,依法合规做好融资平台存量债务重组和置换。

(二)严守不新增隐性债务红线。财政部将把不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严格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对违法违规举债等问题严肃处理,指导地方加快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金融监管总局将指导金融机构严格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向融资平台提供增量融资,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三)统筹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财政部将密切关注债务、金融等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工作,防止风险交叉传导,严防财政失守。金融监管总局将加快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保持对非法金融活动高压严打态势,全面推进非法金融活动系统治理。。

(新华财经)

(三)信任回归的城投债

步入“化债+转型”新阶段

2025年,城投债市场在延续化债主线的同时,呈现出供给缩量、利差收窄与结构分化并存的特征,平台转型步伐也明显加快。

一级市场方面,收缩态势延续。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记者表示,2025年城投债一级市场继续贯彻“控增化存”思路,发行节奏偏紧,总量同比下降,净融资持续为负。“化债政策落地后,城投普遍以借新还旧为主,新增融资受到严格约束,2024年到2025年的收缩特征尤为突出。”他说。

二级市场方面,收益率震荡下行,信用利差仍处低位。张琦表示:尽管整体利差处于低位,但结构分化明显,强资质地区与强平台信用持续强化,利差压缩至极低水平;弱资质地区虽受政策支持修复较快,但仍高于全国平均,且对外部环境更敏感。

2025年城投市场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在于化债与转型并行推进。与过去3年相比,市场关注焦点正在从区域信用风险,转向平台自身的经营能力和转型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各地平台正在加速清理非主营业务,压降贸易、商业地产等非核心板块,资源向基础设施、产业投资、科技类项目进一步集中。“与此同时,产投类、科创类平台的新设或定位调整增多,地方也正通过平台整合、优质资产划拨等方式提升整体运行效率。”明明说。

城投转型进行时

随着化债进入常态化阶段,城投平台的经营模式、战略定位与治理结构,正成为影响未来信用表现的关键变量。业内人士认为,城投信用正在经历从财政背书向经营信用的结构性迁移。

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内部的调整已开始显现。记者调研了解到,部分地区的城投已主动缩减规模、放缓扩张,甚至选择退出部分低效项目,以换取更稳定的现金流和更清晰的资产结构。

2026年城投债机遇与挑战并存

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市场将呈现票息为主、分化加剧的特征——高资质平台仍是稳健型资金的主配方向,而具备转型潜力的平台则蕴含结构性机会。

明明表示,尽管化债政策托底效应仍在,但2026年部分区域的偿债压力仍不容忽视。“过去几年依赖借新还旧形成的大规模存量到期,将在2026年集中体现,而融资端尚未出现明显放松。在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弱资质地区的流动性压力仍需高度关注。”他说。

在收益层面,优质平台信用资质有望继续稳步提升,为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者提供配置价值;风险层面,弱资质主体在政企关系重构与转型推进过程中,仍面临经营稳定性与现金流不确定性上升的压力。因此,不同投资者对收益风险比的判断差异正在扩大。

与此同时,资金结构也呈现变化迹象。明明认为,在长久期利率债持仓体验偏弱、城投债票息优势相对更突出的背景下,部分银行理财与保险资金正在回流城投债。“票息补偿稳健、风险预期明晰,使稳健型资金需求明显增强。”他说。

(上海证券报)

(四)日本央行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达30年来最高水平

日本央行19日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5%上调至0.75%水平。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

日本政策利率自1995年9月调降至0.5%后,货币政策长期保持宽松,甚至长期实施负利率政策。本次加息是日本政策利率30年来首次突破0.5%瓶颈。

自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负0.1%提高到0至0.1%区间以来,日本央行在行长植田和男的领导下一直致力于探索货币政策正常化。当年7月和今年1月,日本央行曾两度加息。

由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力推积极财政政策引发市场对日本财政恶化的忧虑,日本债券市场各种期限的长期国债普遍遭到投资者抛售,长债价格一跌再跌、收益率不断上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2%。在通胀持续、日本实际利率持续为负背景下,投资者对日本央行加息预期不断上升。

(新华财经)

二、观点聚焦

滕泰:促消费根本出路是增加居民收入、改变财政支出结构

国家发改委党组12月16日发表题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署名文章指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把政策重心,延伸到居民收入增长和民生保障支出两大方向,这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政策探索。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收入和利率这两个基本变量都不变,靠一些促消费活动是没有用的,因为这儿受刺激增加的,就是别的地方减少的,结构性促消费活动不增加消费支出总量。扩大内需总量、提振消费总量,除了货币政策降息,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改变财政支出结构。

从收入角度看,消费率低是因为居民收入占比低

中国居民消费占比过低,根源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就低,且仍处于持续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从47.03%下滑至2011年的40.23%,其后有所反弹,近几年在43%-45%区间内波动。我们需要减少低效无效投资,发万亿收入补贴去年我们有1500亿的以旧换新消费补贴,今年有了3000亿的以旧换新消费补贴,体现了我们对提振消费的重视。

但是,为什么1-11月份消费增速还是4%左右,11月当月同比增长只有1.3%呢?

因为相对于140万亿的GDP总量,或相对于50万亿左右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500亿或3000亿元的消费补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而且针对个别商品的补贴缺少普惠性,尤其是针对汽车、消费电子、大宗家电等补贴,对中低收入者而言更是可望而不可即。

今年我们再次把内需主导、提振消费放在首要任务,消费补贴总额必须达到一万亿以上,比如1.4万亿,也就是GDP一个百分点左右,才能产生看得到的效果。

经过这几年的学界的辩论,提振消费的重要意义基本上已经形成社会共识,大部分都认为万亿消费补贴是可行的且必要的。

如果出台万亿消费规模补贴的话,我建议不要针对具体商品,如果担心6亿中低消费者存起来不花,可以发通用消费券(半年不消费,过期作废),但不要指定用途,每个家庭都知道自己需要买什么,应该把万亿消费补贴直接变成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补贴。

考虑到当前财政支出用于消费补贴的乘数效应至少是投资乘数的3倍以上,如果将低效和无效投资支出转为消费支出,可实现3倍以上的总需求扩张。

如果把减少低效无效投资所节省下来的资金每年至少发放1万亿元的消费券或现金直接补贴,将对消费需求产生3-4万亿元的乘数效应,带动两到三个点GDP的增长。

增加社保,非常规手段增加居民收入

我国宽口径的社保支出总额(包括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和社保基金支出)占GDP比重不足1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平均水平。

尽快增加我国社保收入和支出能力,不能靠增加当期企业负担,更不能挤压当期工资,而应该发挥我国有100多万亿元的国有企业净资产的优势,让这些企业从扩大投资转向支持改善民生,这是我国最大的制度优势。

在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国有企业为国家的能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建设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后基建时代的到来,国有企业的根本作用正在发生转变,继续扩大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必要性也大大降低,而支持改善民生的意义越来越大,需求越来越迫切。

未来如果能够把更多的存量国有资产和新增收益用于民生,自然可以迅速提高中国的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和消费支出能力。

前几年我们把1.68万亿央企国有股权划转社保的试点,很成功,对于中国社保支出增长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假设我们能够在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有股权划转比例,比如再划转10%、20%,甚至长期划转50%给社保基金,就可以让中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的养老金,增加到到500元、1000元甚至更多。

新加坡的三家国有企业,每年把利润的一半用来分红,就贡献了该国近20%的财政收入。我国如此雄厚的国有企业实力,一旦从之前扩大投资,战略性地转向追求分红,或将存量资产运营收入支持民生,一定能大幅度提高中国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也必将极大地提升中国居民消费底气和消费意愿。

总之,中国消费率偏低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和支出结构不合理,从支出结构上,要减少低效无效投资,减少不必要的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把节省出来的资金用于扩大消费和民生支出;从收入结构来看,最具可操作性、预期效果最好的措施,就是划转更多国有股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让老百姓有底气放心消费。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提振消费也只有从这两方面着手,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消费繁荣,消费繁荣的是事关中国经济未来的大事。

(新浪财经)

周其仁:全球变局之下,企业如何寻路

我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在此形势下,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我国的创新创造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但距离全球顶级创新中心仍有不小的差距;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我国要素综合成本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具有绝对优势,当前已高于那些后开放国家。我国处于“三明治”的中间层,既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创新压力,也面对后开放国家的成本竞争,突围的需求由此而生。

此外,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在产业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强劲的追赶动力,这本身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壮大的重要力量,但也造成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在生产端积累了非常雄厚的能力,而市场端的发展相对滞后。为什么?因为我国市场曾经物资匮乏,无论什么商品,只要有货就能售出。

应对变局的三条路径

一、细处求精益

过去,我国工业领域存在普遍的低效、浪费现象,由于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不易被察觉。例如,随着土地价格攀升,企业都倾向于获取更多土地,为此便把厂房建得很大。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生产中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大的空间、是否真的需要在生产线上经历如此长的流转距离?厂房面积过大、生产线布局过长,无疑会增加电力、管理、检查等各项成本。

后来,一些企业主动引入精益管理理念,进行自我优化瘦身。“精”不仅意味着规模的缩减,更是在缩减的同时提升质量。企业为何要追求宏大的场面?为何不能使生产布局更加紧凑?为何不能让生产流程更加合理?通过精益改进,企业能够大幅降低成本、显著减少不良率、有效降低库存,管理的难度也会随之下降。

二、宽处谋布局

如今很多企业已展开全球布局,这被称为“出海”。在中国500强企业中,出口比例超过40%的很少,尤其央企的主要业务集中于国内,做国际业务的较少。但我们考察发现,2024年,美的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41%,这一占比着实令我们吃惊。

回顾中国两大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历史,最初是通过外资涌入带来了技术、设备和订单,进而促使原本的鱼米之乡、桑基鱼塘转变为工业化地区,最终成为世界工厂。这样的过程和逻辑不仅对中国适用,在全球很多国家也都适用。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可以将技术、设备和制造业带出海。中国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开拓难度越高。有时候,企业在国内一地发展感到困难重重,一旦走出国门就会发现发展之路平坦许多。

三、高处争独到

我们经历40余年的增长,创新独到性却仍然有待提高。创新需要基础科学的有力支撑,需基于原理进行探索,甄别出具有应用价值的原理,将其转化为技术,然后解决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工程与技术难题,最终集成开发出产品。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面向高端竞争的“独到性”,不是由企业自我认定的,更关键的是能为他人解决何种问题,客户是否会为其价值买单。华为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通过聚焦优质客户、持续发掘更优质的客户群体,带动企业在细处求精益,带动宽处谋布局,带动技术升级,向高处争独到。

(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