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中文
首页 > 系列报告 > 国际金融通讯(2022年第1期,总第62期)
Home > SeriesReport > 国际金融通讯(2022年第1期,总第62期)

国际金融通讯(2022年第1期,总第62期)

2022年01月07日

IMF

更高的运输成本或将推高亚洲通胀水平

IMF亚太部高级经济学家卡里埃·斯沃洛等人撰文指出,尽管亚洲目前通胀情况比其他地区温和,但2022年亚洲物价可能会迎来更强的上涨势头。

亚洲的低通胀目前可以归为四点原因:首先,亚洲新兴经济体复苏进程较为落后,因此核心通胀率为其他地区相似国家的一半;其次,去年亚洲食物价格(占CPI篮子的三分之一)增长1.6%,远低于其他地区的9.1%;第三,相较于欧美地区,亚洲发达经济体能源通胀更为平缓;第四,一些亚洲国家应对疫情的措施避免了严重的供应链中断,因此也没有形成相关的价格压力。

随着供需错配有所缓解,刺激措施效果消退,全球通胀压力将有所缓和。然而,2022年,在经济复苏持续增强的情况下,高航运成本的持续影响可能会终结亚洲2021年的良性通胀。截至2021年十月,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1]增加了三倍。分析显示,航运成本将推高通胀,进而使得2022年下半年的通胀速度增加约1.5个百分点。未来前景仍不明朗,如果通胀压力及通胀预期上升,亚洲各央行应准备好收紧政策。[2]

PIIE

如何改进CPI中住房成本的测度方法

PIIE高级研究员威尔科克斯撰文,建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考虑在计算CPI中的住房成本时,使用新的数据。

在CPI中,住房成本包括主要住宅的租金以及业主居住者生活成本的变化。要测量这一成本,BLS抽取了约48000个出租单位作为样本,并将其分成了六个小组。由于租金一般变化不大,BLS每六个月才对这些单位的租金进行重新评估,并且每次抽取其中一组替代整体样本。这一方法存在两点缺陷。第一,抽样方式反映出的样本租金上涨可能比实际租金上涨更为滞后。第二,48000个出租单位仅占美国总体出租体量的0.1%,因此可能存在样本过小的问题。

根据预测,在未来一年左右,CPI中的主要住宅租金部分将上涨7%。由于住房成本在整体CPI中的占比高达31%,如果CPI中的住房成本上升3%-6%,那么同期CPI将会相应地增长0.9%,核心CPI将会增长1.2%。因此,该潜在增长不能被忽视。然而,目前BLS测算住房成本的方法可能会导致决策者、投资人等对该增长的反应较为迟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章建议BLS考虑综合借鉴其他私人公司收集的租金数据。BLS可以考察这些公司的数据对BLS出租单位样本的覆盖程度。如果这些数据提供了样本的信息,那么BLS则可以使用这些数据,并不再对数据进行平滑处理;如果这些数据缺失样本信息,那么BLS则可以沿用现有的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可以使CPI更及时地反映出租金的变化,还可以大幅扩展BLS构建指数的租金数据。[3]

美联储

美联储最新支付研究报告

12月22日,美联储更新了《美联储支付研究》(FRPS),纳入了最新调查数据的结果。报告发现,疫情后,银行卡的支付特征发生了改变,同时,其中创新支付方式使用频次也有所增加。例如,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当面和远程银行卡支付的次数及额度有所增长,与近期趋势大体一致。然而,2020年,当面刷卡支付的频次下降了117亿次,而远程刷卡支付的次数前所未有地激增了87亿次。尽管银行卡支付的总数量有所下降,但2020年银行卡支付的总额度再次增加,表明消费者将其银行卡消费整合为了更低频的、更高额度的购买。2020年,远程刷卡支付的总额度首次超过了当面刷卡支付,反映出消费者从当面刷卡支付向远程刷卡支付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是由电子商务的激增推动的。此外,2019-2020年,新支付技术被更快地采用,由无接触式技术支持的当面刷卡支付以及由数字钱包支持的银行卡支付占银行卡支付份额都大幅增加。最后,2020年二季度,银行账户间个人对个人支付的首次使用人数激增,纵观2020年全年,该支付方式的使用次数也有所增长。[4]

欧央行

低碳转型、气候承诺与公司信用风险

欧央行发表工作论文,运用面板回归和二重差分(DID)的方法,分析了2010-2019年560家欧美上市的非金融企业的信用风险指标(评级机构发布的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风险)与公司气候风险之间的关系。

论文主要有三点发现。第一,高排放量和高信用风险具有相关性,且对排放量进行披露以及对减排进行前瞻指引这两个措施都倾向于降低企业信用风险。第二,如果气候相关政策更具有决心,不论是制定更高的目标减排量,还是更快的目标减排速度,气候承诺的效果都会更强。因此,气候相关指标与其他信用风险决定因素(如公司杠杆率)将有着大致相同的经济影响。第三,在巴黎协议后,受气候转型影响较大的公司信用评级有所恶化,且欧洲公司受到的影响大于美国公司。这可能反映出对不同国家气候政策力度的预期并不相同。总体来说,如果公司为低碳转型做了更充足的准备,那么该公司信用风险的倾向则更低。同时,评级机构和投资人很可能仍然严重低估了与气候相关的信用风险。

这些发现带来了三点政策启示。第一,应当加强企业对其排放量的披露,并统一企业前瞻性过渡计划的标准。第二,这些发现强调了气候变化及碳转型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进而说明央行在考虑其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组合时,除了关注企业在实际减排方面的表现外,还应关注企业的信息披露和前瞻性的目标与战略。第三,应当评估现有的审慎和监管框架中是否充分和一致的体现了企业的气候过渡风险对于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影响。[5]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衡量全球航运成本的一个基准指标。

[2] Yan Carriere-Swallow, Pragyan Deb, Daniel Jimenez, “Higher Shipping Costs May Lift Asia’s Low Inflation,” https://blogs.imf.org/2021/12/22/higher-shipping-costs-may-lift-asias-low-inflation/

[3] David Wilcox, “How to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of Housing Costs in the CPI,”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how-improve-measurement-housing-costs-cpi

[4] Federal Reserve, “Federal Reserve Issues Update to Payments Study,”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other20211222a.htm

[5] Sante Carbone, Margherita Giuzio, Sujit Kapadia, Johannes Sebastian Krämer, Ken Nyholm, Katia Vozian,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Climate Commitments and Firm Credit Risk,” https://www.ecb.europa.eu/pub/pdf/scpwps/ecb.wp2631~00a6e0368c.en.pdf?195cfc6554b68283fae13c76905124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