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

设定公司税率下限的益处

IMF研究部阿斯兰等人撰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公司税率下限是如何帮助不同国家维护公司税基并调节收入的。公司税率下限通常基于营业额、资产或修正后的公司收入[1]来进行计算。全球最低公司税制度相关的数据库显示，基于营业额的公司税率下限是最普遍的，且主要出现在法定公司税率较高的国家；设有公司税率下限的国家其公司税收入占GDP比率也通常较高。通过结合基于公司层面的国家面板数据库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引入公司税率下限能够带来平均有效税率的上升：引入基于营业额的公司税率下限与不引入之前相比，基于总收入的平均有效税率提高了1.5%，基于利润的平均有效税率提高了约10%。因此，设定公司税率下限可以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在制定政策时，决策者应当对此进行考虑。

2021年6月5日，G7财政部长承诺，全球跨国公司的最低税率确定为15%。这一协议是国际公司税务改革历史的里程碑，最低税率可以扭转近四十年来全球公司税率下降的趋势，并可以有效减少大型跨国企业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地区来进行避税的动机。设定公司税率下限可以保证政府收入，并在不严重伤害公司活动的情况下，避免公司税基的进一步下降。尽管如此，但该政策并不能替代拓宽公司税基的各项改革，各国政府依然要正面解决多种税率以及特殊优惠政策泛滥带来的税收问题。[2]

重回增长

IMF研究部副部长克里斯蒂安森等撰文表示，尽管目前很难预测长期生产率的变化，但疫情很可能通过不同企业或者产业的数字化和对劳动和资本再分配这两个渠道影响生产率。

数字化方面，近期对数字工具的投资可以明显提升劳动效率：1995-2016年1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10%的无形资本投资（包括数字技术）增长伴随着4.5%的劳动力生产率增长。然而，这些收益很难平均分配。因为无形资产投资对信贷条件很敏感，所以如果疫情后融资条件收紧，企业资产负债表情况恶化，那么无形资产投资速度可能减缓。一些头部企业（尤其是数字经济部门）在疫情期间表现好于同行，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其市场力量，并进而抑制创新。自动化还可能会替代一些职业，从而导致更多的长期失业。

由于每个部门受到的疫情冲击差别较大，则势必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资源再分配。因为劳动和资本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资源再分配可以提高生产率，但这种再分配的长期影响尚不明确。政策可以对资源再分配的过程进行干预，借此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具体的政策效果尚不确定。

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1）保证失败企业的资金能被迅速有效地使用，加快破产和重整的进度；（2）推动市场竞争，抑制垄断力量；（3）对被取代的劳动力提供支持，通过在职培训等方式提高相关劳动力的技能；（4）确保有生存能力的公司获得足够融资渠道，以维护无形资产投资的收益。[3]

BIS

对银行业监管者的问责制度

所有银行业监管者都承担着维护整个银行系统安全和稳健等多项职责。随着监管当局职责越来越复杂，监管者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监管者应当独立于政治并且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对监管者的问责变得十分重要。

问责机制方面，因为目标过于模糊则难以测量和实施，所以有效的问责系统首先应该建立于清晰的职责目标之上。接受BIS调查的银行监管当局通常接受来自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司法部门，以及被监督对象和公众的问责，其中立法部门及公众最为重要。除此之外，现在更多的监管当局选择对实施监管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绩效报告主要描述了监管机构的目标实施进度，可以提高透明度并促进问责制。为了提供更清晰的信息，一些监管者选择发布公开声明，来阐释他们对相关职责的理解。基于这些职责，监管者制定出包含各阶段目标的进度安排，以便量化监管成果。这些成果通常包含在年报中，向公众开放。

监管者对安全性和稳健性的测量指标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基于活动的指标，也是最常见的指标，主要描述了职责的相关活动，但不测量活动的质量及效果；第二种是结果导向的指标，如描述银行是否健全的指标。尽管该指标较好地测量了监管活动的效果，但想要证明监管活动与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困难；第三种，一些监管者还报告自己监管活动与相关国际准则的契合度，帮助监管当局与公众更好地比较不同地区间的监督及监管框架。[4]

欧央行

欧元区经济形势及货币政策决定

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及副行长金多斯于6月10日发表演讲。

首先，他们对欧元区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实际GDP下降0.3%，比2019年四季度低5.1%，但企业、消费者及欧央行都认为二季度经济将会有所回升。欧盟统计局发布的快报显示，欧元区通胀率从3月的1.3%上升到4月的1.6%，再到2021年5月的2.0%，这主要是因为能源价格的强劲上涨，同时也包括了明显的基数效应、环比增长与非能源工业品价格的增长。欧央行认为，由于暂时的供应限制和国内需求的恢复，今年的价格压力将有所上升，但由于总体经济紧缩且欧元升值，所以整个的价格压力依旧偏小。2021年6月欧央行对欧元区经济形势的情景预计为：2021年实际GDP年增长率为4.6%，2022年为4.7%，2023年为2.1%；2021年年通胀率为1.9%，2022年为1.5%，2023年为1.4%。

其次，欧央行对货币形势进行了分析。广义货币（M3）的年增长率从2月的12.3%和3月的10.0%下降到2021年4月的9.2%。私人部门贷款年增长率从3月的3.6%下降至4月的3.2%，非金融企业贷款的年增长率从3月的5.3%下降至4月的3.2%。这一缩减反映出了基数效应的影响，同时，由于4月份家庭和企业存款的疲软，以及随着流行病形势的改善，流动性需求的也进一步下降。但欧央行正在进行的资产购买仍然是货币创造的最大来源。

基于这一经济分析，欧央行理事会决定继续保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第一，欧央行关键政策利率维持不变。除非欧央行预测未来通胀将非常强劲地接近2%，且这一趋势能一直保持，否则欧央行仍会将利率预期保持在目前水平，甚至是低于目前水平。第二，继续实施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总金额为18500亿欧元。该计划的结束时间取决于理事会对疫情危机阶段的判断，但不会早于2022年三月末之前结束。第三，继续资产购买计划(APP)，并将月购买额保持在200亿欧元的水平。第四，继续通过再融资业务提供足够的流动性。[5]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该定义明确限制了允许的税务扣减和豁免数量。

[2] Aqib Aslam, Maria Coelho, “The Benefits of Setting a Lower Limit on Corporate Taxation,” https://blogs.imf.org/2021/06/09/the-benefits-of-setting-a-lower-limit-on-corporate-taxation/

[3] Lone Engbo Christiansen, Ashique Habib, Margaux MacDonald, Davide Malacrino, “Getting Back to Growth,” https://blogs.imf.org/2021/06/10/getting-back-to-growth/

[4] Sasin Kirakul, Jeffery Yong, Raihan Zamil, “The Accountability Regime of Banking Supervisors: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https://www.bis.org/fsi/fsibriefs14.htm

[5] Christine Lagarde, Luis de Guindos, “Press Conference,”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21/html/ecb.is210610~115f4c0246.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