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

疫情下的不平等问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费雷拉撰文讨论了疫情下的不平等问题。他指出，可以从死亡率分布及收入分布这两方面来考虑不平等问题。一方面，较富有国家的人均死亡率高于较贫穷国家，可能是因为较富有国家具有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国际收入不平等可以分成了三种类型。第一，如果不考虑人口权重，不同国家间的不均衡（人均GDP）有所缓解。由于高收入国家在2020年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经济收缩，因此国别间的不平等问题反而有所缓解，这符合基尼指数、希尔指数及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第二，如果考虑到人口权重，全球国别间的不均则有所加重。其中，人口大国印度的负面影响因素最大。第三，全球个体间的人均GDP分布可能更加不均。由于各个国家统计的2020年个人数据仍未公布，所以很难就第三类不平等现象的发展趋势做出定论，但由于劳动力市场中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以及资本市场中资产价格上涨，个体间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断。但总体来说，因为疫情下社会保障政策十分有力，所以在官方数据发布之前，我们对于不平等问题的趋势还尚不明确。[1]

PIIE

五月美国劳动力市场回暖

高级研究员福曼等撰文指出，2021年5月美国增加了55.9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下降至5.8%，但劳动力参与率略微下降，并且仍旧低于去年夏天的水平。因此，对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进行调整后，真实失业率将上升至7.3%。

尽管就业率远低于正常水平，但劳动力市场紧俏，用工需求并未得到满足。职位空缺及辞职率都位于历史高位，平均一个空缺岗位对应一位失业人口。五月，制造业和非监督工人的薪水增长0.5%，但由于失业岗位多集中于受疫情打击严重的服务业等，因此，产业权重固定下的工资水平上涨超过0.6%。劳动力市场稀缺可能是因为在就业流动性较大的情况下，劳动力需要时间来重新获得工作；同时，疫情的影响以及疫苗尚未完全普及也可能降低劳动力供给。除此之外，疫情期间较高的失业保险也给了劳动力更多时间去规划职业生涯、寻找更合适的工作，因该因素有可能减缓劳动力供给的恢复。[2]

欧央行

危机给欧央行带来的启示

欧央行行长拉加德6月2日发表演讲，讨论了经济危机带来的三点启示。

第一点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性。2008年经济危机表明，有效的金融监管与促进经济发展不存在取舍关系。在危机中，强劲的金融部门本身就是宝贵的资产。在该思路的指导下，自2011年起，欧央行核心资本率几乎翻了一倍，目前达到14%。欧央行还开始对欧洲银行进行监督，提供关于金融风险的评估。因此，在此次疫情中，银行不再是不稳定性的来源，而成为了政策实施的关键力量，并及时为经济提供了流动性支持。

第二点是决策者决心的可信度。经济危机在欧洲演变成了欧洲债务危机。这说明欧洲地区容易出现自我实现式的恐慌，而决策者的承诺则是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危机中决策者的决心是一个重要信号。接受这一启示，在本次疫情中，欧央行快速且有力地推出了疫情紧急购买计划，以显示其对欧元的无限制担保。

第三点是政策之间协调的必要性。欧债危机演变出欧洲经济的长期低增长、低通胀率等问题，这也表明适当的政策组合十分重要。当通胀率低且利率低于0时，最佳政策组合发生了变化：当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进行补充时，货币政策会更加有效。因为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地实施结构性政策，因此不能很好地支持最需要帮助的部门，而财政政策的结构性调节手段则十分有力；同时，需要货币政策确保良好的融资环境，以支持经济中的所有部门对疫情做出合理的响应。更好的政策组合还囊括了供给侧相关政策：结构性改革不应当只注重低成本、高出口等方面，提升生产力、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也应该包含在其中。遵循这一启示，欧盟及欧央行推出“新欧盟”(NGEU)计划，以推动欧元地区经济绿色化、数字化发展。[3]

日央行

日本经济与货币政策展望

日本央行执董安达诚司于6月2日发表演讲。

安达诚司首先分析了日本的经济情况。得益于美国及中国的经济恢复拉动了外需，日本经济也逐渐恢复。其中，机械及IT行业恢复尤其迅速。尽管零售业受到了关停等限制，但由于家庭开始增加了居家消费，零售业也开始逐渐恢复。甚至一部分服务业企业通过提供高端、高附加值的服务，捕捉到了消费者增长的需求。在央行的政策支持下，日本整体融资条件保持宽松，破产企业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

同时，日本经济也面临的三个挑战：（1）如果疫苗普及速度缓慢，那么服务业的经济活动将会持续受限，消费者情绪难以回升；（2）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特别是美国证券市场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实体经济，进而影响到支撑日本经济复苏的外部需求；（3）国际上面临着“地缘经济”风险，该风险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及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基于该分析，安达诚司指出，日本企业的融资问题可能将由从流动性压力转移到偿付能力压力上，针对这种风险，日本央行对“应对疫情特别融资支持企划”进行相应的调整。

安达诚司还认为，因为通胀预期对日本物价的影响很大，所以实现2%的物价稳定目标至关重要。要实现这一目标，日央行不仅需要提高经济的预期增长率，还需要同时提高企业和家庭的预期通胀率。并且，实现2%的物价稳定是一个长期过程。考虑到日本企业及家庭的行为变化也可以对物价预测产生影响，如果企业能够更多地提供高附加值的商品及服务，那么总体私人消费和工人工资都会相应提高，日本的通货紧缩很可能因此得到缓解。但同时，也有观点认为，企业积极相应ESG倡议也许会令未来通胀水平超出预期。但不管怎样，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应对危机的政策绝不能迅速转弯，过快的政策调整很可能让经济再次陷入一场新的危机之中。[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Francisco H.G. Ferreria, “Inequality in the Time of COVID-19,”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21/06/inequality-and-covid-19-ferreira.htm

[2] Jason Furman, Wilson Powell III, “US Labor Market Heated Up in May as Job Grew and Wages Soard,”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us-labor-market-heated-may-jobs-grew-and-wages-soared

[3] Christine Lagarde, “Learning the Right Lesson from the Past,”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1/html/ecb.sp210602~41661afb3a.en.html

[4] Adachi Seiji, “Economic Activity, Pric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Japan,” https://www.boj.or.jp/en/announcements/press/koen_2021/ko210602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