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

格奥尔基耶娃：国际债务架构亟需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将国际债务水平推至新高。相较于2019年，2021年平均发达经济体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将上升20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体负债率将上升10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负债率将上升7个百分点。尽管部分发达经济体仍有借款能力，但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在继续借债上却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虽然央行、财政当局、双边官方债权人和国际金融机构在疫情初期推出了有效的政策避免了债务危机的发生，但是这些政策很快就会失去效用：因为，这些政策是短期的，且主要针对流动性问题，而现在的债务风险主要是长期的，且与最终的偿付能力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发展中国家爆发债务危机，IMF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暂停偿债倡议(The 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应当延续至2021年。第二，债务脆弱性较高的国家应当尽快通过债务管理和恢复增长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第三，国际债务架构亟需改革，这包括：（1）借款方和贷款方应该持续细化合同条款，减少借款方无法偿还时带来的经济损失；（2）债务透明度需要进一步增强；（3）官方双边债权人需要在重组官方双边债务的方法上达成共识；（4）同时，IMF将会持续为成员国提供政策建议，通过控灾减灾信托减免最贫穷国家债务，推进债务透明化，并与G20合作，延长债务偿还暂停倡议的期限。[1] 

货币政策应当考虑不平等因素

IMF发表工作论文表示，中央银行做货币政策决策时，应当考虑不平等因素。该工作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商业周期由科技创新驱动的新凯恩斯模型。模型将经济简化为两个个体：收入来源是税后股息和工资的富人，以及收入来源是工资和政府补贴的穷人。随着科技创新的进步，富人的总工资收入上升，穷人的收入则下降，这符合美国的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数据。工作论文分析了该模型下央行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央行根据完备的信息选择最优的利率路径，额外考虑不平等问题（在模型中指富人和穷人的消费差距）对生产力和通货膨胀率的提升较小。第二种情况，更贴近现实：央行根据泰勒法则制定货币政策，即根据通货膨胀率及产出变化调整利率。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额外考虑消费不平等因素使央行利率下调的幅度大于泰勒法则指导的下调幅度。低利率使得工资变高，穷人的消费水平提升，减少了消费不平等的问题，提高了通货膨胀率和增长率。因此，央行（特别是遵守泰勒法则的央行）推行货币政策时考虑不平等因素可以提升整体社会福利。[2] 

PIIE

对特朗普管控美国半导体及器材出口的分析与批评

PIIE高级研究员布朗对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出口管控政策进行了分析与批评。新的管控政策不仅限制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还限制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不论公司所在的国家是否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只要该公司有将半导体产品销售给华为的意向，那么美国则不能将技术销售给这些公司。美国政府出台该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保护国家安全。美国政府认为，华为在提供如5G基站服务的同时，可能涉嫌帮助中国政府窃取外国的个人、企业、政府和军事情报。其次，政府对华为的技术及可靠性表示怀疑。但是，该政策存在着两个确定的问题和一个潜在问题。第一，这项政策在经济层面上目标过大：如果出口管理不仅禁止了威胁美国国防安全的产品，还禁止了华为和海思半导体的其他产品，那么该政策的经济成本过于高昂且没有必要。第二，这项政策在国防层面上目标过窄：尽管美国禁止了本国对于目标公司华为的技术出口，但是华为依旧可以轻易地在其他国家寻找到替代技术，因此美国的国防安全依旧受到威胁。第三，这项政策还可能对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造成极大的影响。该政策会导致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利润大幅度降低，产业对科研和技术研究的投资降低，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的技术迭代（包括武器系统的更新）变慢。因此，这项政策不仅没能保护国防安全，还可能对国防安全造成威胁，以及造成其他的负面影响：（1）美国公司会尽力避免涉及半导体、软件和工具制造产业；（2）其他国家的车间将尝试自己设计，避免购买美国的半导体设备，防止未来被美国针对、蒙受损失；（3）如果华为破产，那么它将会停止对美国公司支付数十亿美元的技术授权费；（4）美国半导体的其他主要外国受众（包括vivo、oppo、小米）也会考虑停止购买美国的半导体，防止未来供给被切断的可能；（5）这项政策大大提高了美国对出口管理的工作量，因此需要一个新的部门，而新部门的建立可能会导致任人唯亲、不透明以及歧视的问题；（6）外国政府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3] 

欧央行

对数字化的分析

欧央行研究报告分析表明，数字化革命无处不在，且正在改变我们的经济。从现状上来看，欧盟各国数字技术普及（包括自动化、线上平台和数字经济的规模）的差距较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国在数字化进程上落后于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其他竞争国家。欧盟应当思考是否需要制定长期的政策计划，弥补当前的劣势，保持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加速数字化的进程。这既是对欧盟成员国的挑战，更是欧盟成员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在数字化方面弯道超车的机遇。从经济上来看，数字化倾向于提高生产和经济活动，降低通货膨胀率，但对就业率的影响尚不明确。在生产力方面，过去的二十年中，数字化并没有特别提高生产力，生产力增速一直偏慢。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数字化会提高生产力，但当前较低的生产力增速主要是因为数字化的相关技术是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例如人工智能。通用技术有着彻底改变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潜能，但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相关资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配套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在问世与发挥作用间存在时间差。数字化的兴起对货币政策有三方面的影响。第一，通货膨胀率的测量方式及目标通货膨胀率可能会受到影响。数字化使数字产品、服务以及无形投资的数量大幅提高，现行的测量标准无法准确表示GDP、通货膨胀率等。同时，新机制的出现（如激烈的线上竞争）可能会降低短期通货膨胀率，达到目标通货膨胀率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第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能发生变化。在数字化经济下，公司可以快速调整价格，市场势力可能发生改变。这两点变化可能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发生改变。欧盟成员国可能会不同程度地使用不同的数字化技术，也可能导致欧盟相同的货币政策在各成员国出现不同的作用。第三，数字化进程需要结构性政策的配合，如提供数字化技能相关的培训。[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Kristalina Georgieva, Ceyla Pazarbasioglu, Rhoda Weeks-Brown,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Debt Architecture Is Urgently Needed”, https://blogs.imf.org/2020/10/01/reform-of-the-international-debt-architecture-is-urgently-needed/

[2] Niels-Jakob Hansen, Alessandro Lin, Rui C. Mano, “Monetary Policy for All? Inequalit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Monetary Policy,” https://blogs.imf.org/2020/09/30/monetary-policy-for-all-inequality-and-the-conduct-of-monetary-policy/

Niels-Jakob Hansen, Alessandro Lin, Rui C. Mano, “Should Inequality Factor into Central Bank’s Decision?”，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0/09/25/Should-Inequality-Factor-into-Central-Banks-Decisions-49756

[3] Chad P. Brown, “How Trump’s Export Curbs on Semiconductors and Equipment Hurt the US Technology Sector,”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how-trumps-export-curbs-semiconductors-and-equipment-hurt-us

[4] Robert Anderton, Valerie Jarvis, Vincent Labhard, Julian Morgan, Filippos Petroulakis, Lara Vivian, “Virtually Everywhere? Digitalisation and the Euro Area and EU Economies,” https://www.ecb.europa.eu/pub/pdf/scpops/ecb.op244~2acc4f0b4e.e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