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前，在历经多年耕耘之后，我国支付市场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某些领域在全球也逐渐居于前列。但在大干快上的高速发展之后，则需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土壤，协调多元化的改革目标，并让浑水摸鱼的“劣币”退出市场。 对此，需深入思考如何充分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把握好效率与风险的“跷跷板”。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FMIs)是当前最重要而且具有挑战性的金融研究领域之一，主要包括支付系统（Payment System)、中央证券存管 (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证券结算系统(Securities Settlement System)、中央对手(Central Counterparty)、交易数据库(Trade Re-pository)。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更加关注FMIs的稳健性与安全性。2012年，CPSS（2014年9月更名为CPMI）和IOSC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联合发布出版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旨在形成全球共同努力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软法”。 在PFMI原则的九大方面里，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成为主要内容，篇幅远大于其他要素。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具有其特殊性，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若是要存心搞垮美国经济，只需摧毁电子支付系统就行了。”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如同经济基础设施一样，在初期严重缺乏的时候，需要加大建设力度，尽快布局，从而保障金融“交通和物流”的顺畅。但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需全面提高建设质量，严格防止“豆腐渣工程”和低效项目。虽然近两年欧美也开始强调支付市场效率，但其已有多年的严格监管和工程质量监督机制。相比而言，我国则到了需大力抓好金融基础设施“项目监理”、有效防范风险的时点，当然这一“跷跷板”将来也是动态变化的。 进一步来看，支付监管与政策是支付体系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我们认为重点包括：一是创新监管方式，实现分类、分层、奖优罚劣；二是短期整治加上长效机制和顶层设计；三是规范与创新政策并重；四是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重中之重；五是充分发挥自律机制的作用；六是积极借鉴国外经验，重点优化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监管协调机制。 当然，在中央强调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环境下，还需要重视优化支付市场供给与培育有效需求，改善支付体系的稳健性与弹性。 一方面，与日益增长的经济金融创新和发展需求相比，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有效供给仍然严重不足。就零售支付而言，这种有效供给更需强调结构与质量，而非唯数量论。例如，几百家拥有支付牌照的机构曾被作为改革成就，但当众多机构业务单一、同质甚至难以为继，某些“壳”牌照价格被恶炒至天价之时，显然市场需要挤出泡沫和无效供给，构建更加严格的违规惩罚与退出机制。再如，处于灰色地带、无证从事支付业务的机构也数量众多，尤其是打着创新名义的某些模式，其风险不容小觑。还有，同样是电子支付业务，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处理金额远远低于银行，处理笔数却逐渐超过银行，表明二者的服务定位差异。当然，除了零售支付之外，大额支付、证券清算结算设施等也面临优化供给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就需求而言，首先需要培育居民、企业和其他机构的有效支付清算需求，认清过于“花哨”和短期“过渡性”需求的局限性。支付如同道路设施一样，其提供的基本功能还是交通，路边设置广告宣传当然有必要，但如果太吸引眼球，或许也会带来事故多发。再如，以零售支付创新来促进消费非常重要，但如果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等条件跟不上，则便利支付加上金融杠杆共同作用于消费行为，最终不一定有利于居民福利提升。 长远来看，持续推动支付清算创新与发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把支付“蛋糕”做大做优，提升其“交通效率”，才能真正实现各方共赢。当然，未来应当引导的创新思路，是从规避型、套利型创新，真正转向效率型、深化型创新。我们看到，金融科技的新技术将全面影响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包括支付工具、交易模式、清结算流程、支付中介与组织、支付账户体系、监管政策，等等。 在工具层面上的创新，包括一般非接触式支付创新、智能穿戴设备支付创新、生物识别技术支付创新等，以及新近出现的“无支付环节”的虚拟支付方式创新和设想，即融合支付安全和支付效率的综合性支付技术创新，例如，将个人生物特征识别与云计算等技术结合，无须中间环节的个人身份、账户和信用水平等识别，消灭支付载体，直接完成支付。这些在创新路径上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围绕支付安全，利用各种网络虚拟技术，开发各种摆脱传统有形的身份、资金认证载体约束的新技术，让支付变得更加安全、便捷和高效，让支付不受外在载体和中介的约束，大大降低支付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必须看到的是，我们可以借助新技术解决现有支付体系的诸多难点，包括进一步降低复杂性（尤其是涉及多个参与方的跨行、跨境交易）、改善端到端交易速度和资产可得性、降低多个交易记录持有方的沟通成本、提高交易记录的透明性和不变性、通过改善数据管理提高网络灵活性、降低运营和金融风险。 在未来，金融科技改变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切人点依然是支付清算，即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金融科技公司能否实现蜕变，关键在于能否构建不可逆的新商业模式。而相较其他融资、投资活动而言，居民的支付行为才具有某种路径依赖性，可以维护一定的客户忠实度。当然，支付创新是否能真正让客户和资金脱媒，使金融科技公司蜕变为新型金融中介，一方面取决于新型商业模式产生的客户依存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金融监管主体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定位和监管。 此外，新支付时代核心竞争力来源于场景建设。对此，无论是银行业还是非银行支付机构，未来在新兴电子支付发展中面临的挑战是趋于相似的，过去无非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创新的空间和动力更大些，银行类机构创新的空间和动力更小些。不管大还是小，过去在新兴电子支付领域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供给端，也就是支付技术的演变所带来的各种各样令人“脑洞大开”的支付工具创新，尤其体现在移动支付领域。 但是未来，这种以技术推动的创新应该一定程度上进行转移和转向，更多转为需求导向，深刻扎根于客户的需求。过去是从技术变革来实现“供给创造需求”，但是很多支付体验可能会脱离客户的现实需求。未来从导向上来说，强调从需求出发、技术为辅，实际上就是重视场景建设。比较而言，部分支付机构在这方面已经走到了前面，银行业如果故步自封，即便有众多政策与资源优势，也将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逐渐落后。当然在新的政策思路引导下，也可能出现银行与支付机构的“共赢”发展。以移动互联网支付为例，场景建设的核心在于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打造移动支付生态体系，也就是创造移动支付发展的环境；二是在此基础上，构建移动超市或精品店。所谓超市，意味着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有实力的机构，提供的是依托于支付端基础上丰富的金融和非金融服务；所谓精品店，可能是一个某些方面具有特色和优势的机构，提供的是支付基础上的某些特色服务。那么与大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和支付机构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更多是着眼于移动服务精品店。 总之，伴随金融科技时代的来临，支付清算体系的创新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有鉴于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近年来围绕相关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课题研究，本书便是由其中的三篇重要报告组成，包括“分布式账本技术在金融支付领域的应用与发展趋势”“卡组织及四方模式理论创新”“境内外支付账户体系创新发展比较及对境内账户监管的建议”，试图从理论、技术、产业、组织、制度、规则的不同层面，深入探讨当前支付清算体系存在的问题、创新的动力、变革的方向。 本书由杨涛负责全书组织编写、部分内容撰写、统稿和审定。李鑫负责三章报告主要内容的执笔、撰写及统编。赵亮负责第三章部分内容的执笔及统编。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中国银联和金融科技50人论坛（CFT50）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真挚感谢！

缘起 获取知识的途径大抵有三：读书、听讲和实践。读书可品书香、摒铜臭，且有反复揣摩之便、自我体悟之乐。听讲则隐隐有书院之传，优势在现场感和互动——于讲者，现场可能灵光乍现；于听者，常能浮想联翩，触类旁通；讲者与听者互动，则可相互激励、讲评相长，搞得好，发掘出新课题、铺陈出锦绣文章，并非难事。实践则是获取知识的根本途径，它不仅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而且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社会活动，更是体现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最终目的。 简言之，读书、听讲和实践，对于获取知识而言，各有其独到之处，其功效相互不可替代。然而，如果从实行的角度考察，则三者的差别立现：读书和实践可由人们自我实现，而听讲则须有所组织，于是就有了兴办学术机构的必要性——这也就意味着，组织各类学术讨论与讲座，属学术机构之本分。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自2015年整合重组并获中央正式命名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以来，一直致力于举办各种类型的讲坛、论坛、研讨会、读书会、研习会等，一年凡二十余次。此类会议选题广泛，讨论集中，参会者名家云集，且来自各个领域，大家的发言直抒胸臆，不落案臼，因而很受欢迎。遗憾此类会议中的多数在当时都不能面向社会，产生的影响有限，因而就有将会议详细记录整理出来，结集出版的动议。这就是实验室“立言”书系的由来。既然以“立言”自命，当然以展示讲者的“精气神”为第一要务。这就是我们不做四平八稳、无懈可击的论文集，而选择实录形式的缘由。 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得知丛书的出版计划，立即给予了专业化的回应，精心设计的版式、装帧乃至纸型的选择，都与丛书的气质契合，为丛书增色颇多，在此一并致谢!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居民融资主要以经营性融资为主，消费性融资占比较小; 1997 年之后，中国居民融资进入高速成长期，并呈多元化发展，融资结构向住房融资和狭义消费融资倾斜; 2009 年以后，在金融新业态发展壮大的背景下，中国居民融资进入创新变革时期，居民经营性融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性融资从野蛮扩张逐渐到合规发展。虽然发展迅速，但是仍然存在居民杠杆率高企与融资供给不足并存、居民金融素养不高与征信体系不完备并存以及创新发展与监管错位并存等多方面的问题。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的应用，中国居民经营性融资，居民住房融资、居民汽车融资、居民狭义消费融资等消费性融资规模会继续增加，结构会更加优化。

1、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是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新活力和吸纳就业的主渠道。2019年，61.2%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营业收入较前一年增加，45.0%的雇佣人数较前一年增加。 2、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受疫情冲击较大。春节后有72.7%无法正常运营或被迫停工；截至3月12日，仍有30.8%未开工，已复工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中，有48.3%处于亏本经营状态。 3、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普遍面临资金缺口，但融资需求额度较小。2019年，44.2%的小型企业存在融资需求；71.6%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存在融资需求，但62.7%的融资需求在100万以下。受本次疫情影响，截至3月12日，78.0%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仍存在融资缺口，2.4%已获得融资满足了资金需求，剩下的19.6%没有融资需求。因此，疫情期间合计共有80.4%的微型企业与个体经营者需要资金支持，该比例较2019年有了一定上升。 4、疫情期间有融资需求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80.4%)中，40.5%已在疫情期间使用了互联网银行作为融资渠道。尤其是餐饮住宿业、批发零售业、文教娱乐业等受疫情影响最严更的行业，普遍规模较小，较为依赖拥有技术能力的互联网银行满足“小额、高频”的灵活融资需要。 5、互联网银行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在改善小微融资可得性上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12.3%有融资缺口的小型企业以及49.7%有融资缺口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在2019年选择了互联网银行作为融资渠道。82.3%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认为现在贷款相比三年前更加容易、便捷。 6、在疫情特殊时期，小微经济是稳就业、保民生的关键市场主体。春节后，95.0%的被调研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表示对疫情平稳后的未来发展有信心，88.1%表示在2020年不会减少用工。 7、新冠疫情可能既是我国建立小微融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一大挑战，也是一大契机。春节后，为应对疫情所带来的损失，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迅速采取措施，36.2%已通过借款或申请贷款补充运营资金，16.6%已通过线上化运营转型销售，12.8%已开启了远程办公。 8、截至3月12日，71.1%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称还未被抗疫优惠政策所覆盖、这可能是由于政策存在一定滞后性。他们最希望获得的支持依次是落实贷款优惠政策（39.2%）、降低贷款门槛（38.7%）、落实政策补贴和纾困资金（25.0%）、出台刺激消费政策（18.4%）和加大减税降费力度（15.6%）等。 9、在疫情及经济复苏期，建议：一是设立多层次小微企业纾困基金；二是出台针对受困小微经营者的专项补贴政策，进一步推动各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优惠政策；三是充分发挥数学技术力量，持续支持互联网银行的发展；四是充分发挥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鼓励传统银行与互联网银行联合放贷；五是在疫情期间降低和免除小微经营者的收单手续费。 10、长期来看，应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建立小微融资长效供给机制，建议：一是以金融科技为抓手，以互联网银行为先锋，增加互联网信贷供给主体，打造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小微融资体系；一是推动政府担保、风险补偿体系建设；三是利用数字技术创新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机制,同时适当开放政务、司法等公共数据；四是改变对银行的考核标准，提高对小微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对从业人员实行尽职免责正向激励，将银行对未进行工商登记的个体经营者发放的经营性贷款纳入普惠口径小微贷款考核指标。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肆虐蔓延，美联储继3月3日降息50个基点后，于3月15日进一步宣布降息至0-0.25%，同时启动规模达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第二次将利率降至零，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全球罕见，标志着美联储政策已进入“危机模式”。

政府报告中指出，今年我国的工作着力点就是“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以保促稳，不设定经济增速目标值。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增速一直保持在12%，显然今年要保持这个增速也是不可能了，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增速也存在太多不确定性，未来七个月会发生什么都很难判断。所以，文化产业发展目标也要调整，也要收缩，聚焦在“保”，就文化产业来说，主要是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其中保市场主体，也是就要保企业是重中之重。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冲击的同时，也对金融服务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支撑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基础设施，支付行业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支付清算体系应顺势发展，坚持不断推动数字化时代的“自我赋能”，更好应对短期与中长期挑战。

缓解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冲击，3月份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央行相继宣布降息及QE等宽松货币政策，增加市场流动性，为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有效支撑。我国央行也出台了包括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金融与科技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与实践和政策层面的蓬勃发展相比，关于金融科技的理论研究则相对滞后。本文采取“三分法”对金融科技的含义进行了新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本文回顾了金融科技的演进历史并分析了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同时讨论了金融与科技融合在中国的特殊背景。最后，本文分析了不同情形下金融科技所具有的风险特征，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