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数字普惠金融与国家金融竞争力

2020年06月19日 胡滨

随着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金融科技迅猛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大数据与深度学习不断进化、金融服务模式与产品发生重大变革,全球普惠金融经历了“微型金融→ 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的演进与发展。在全球金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国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并从国家层面制定发展战略。中国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国际金融治理的话语权,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长效监管机制,大力建设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进而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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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还是衰退:审视全球经济的金融视角

2020年06月12日

观察长期以来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有助于对下一步全球经济走势作出更准确判断。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已在较长时间居于一种预期背离的状态,一方面金融市场对全球经济出现衰退充满担忧,而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又对风险资产存有偏好。全球经济已处于长周期的下行期,资本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的趋势无法回避。而次贷危机以来,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的宽松政策一直未能真正得以退出,全球经济对于流动性的极度依赖使得当前金融体系处在一种高总量水平下的紧平衡状态。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金融风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发达经济体的信用风险抬头、低利率环境下的资产组合风险、新兴经济体的外部融资风险和海外美元流动性变化。近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未来疫情扩散态势尚不可测,但世界经济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客观存在,一旦遭遇外部负面冲击,导致衰退的因素便会迅速发酵,最终令全球经济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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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态势及其统筹监管

2020年06月11日 尹振涛

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和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的重要抓手。金融基础设施之间的互通性以及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互连性,使其可能成为潜在风险的传播源头,影响到国家金融稳定。为加强对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建立完善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应特别关注一些金融基础设施的系统重要性特征,在法律法规体系、监管框架体系和国际监管合作体系等方面加强统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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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城市化

2020年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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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2020年06月17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引发市场关注。6月1日,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以及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随之出台,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银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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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小微企业练好发展内功 才是政策着力的根本

2020年06月15日

日前,2019年4季度“建行·新华普惠金融-小微指数”报告发布,作为持续七个季度的研究,虽然由于数据获取问题而有一定滞后性,但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基于比较和动态视角,仍然可以带给我们一系列重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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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的产融结合创新与发展分析

2020年06月15日

进入2020年以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从“六稳”到“六保”的政策思路逐渐深化,稳经济、保稳定成为下一步的重中之重。在中长期供给侧改革与短期需求侧管理并重的情况下,财政与金融成为应对经济社会难题的两大支撑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责任。尤其在金融领域,不仅需重视金融安全与服务实体的平衡,更需明确面对更加复杂的内外冲击,金融与实体产业怎么才能更好地的融合互动、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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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泡沫要破裂了

2020年06月15日

时隔近三个月,美股惊魂大戏再度上演。6月11日,道琼斯指数下跌6.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27%,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89%,恐慌指数VIX涨幅超过54%,重挫今年3月18日美股第四次熔断以来的持续涨势。虽然美股指数现在仍然不低,但此次暴跌后,市场信心明显下挫,对美股泡沫的悲观预期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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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防疫下经济全球化的若干“注意事项”

2020年06月14日

爆发于2019、2020年新旧更迭之时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已经处于低潮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沉重一击——依目前形势看,其影响之巨足以划分全球化的不同时代。而面对这一结构性冲击,加之此前的英国“脱欧”、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抬头、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重大波折,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对全球化这一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充满疑惑。在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和动力结构未被根本撼动,其中却也呈现出新的侧重与特点。对此,笔者略发浅识,梳理出在今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需要引起更多关注的几点事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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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退市难”的制度根源与现实对策

2020年06月16日 张跃文

上市公司“退市难”是我国股市的特有现象,不仅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而且长期没能得到解决。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剖析了“退市难”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且据此提出应对之策。主要结论如下:一是“退市难”的存在符合我国经济制度演化的一般逻辑,在退市制度的供需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以前,“退市难”现象仍会继续存在;二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演变和民营经济地位的提升,推动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促成了退市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发展,但股市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的目标依然存在,现阶段单纯效率导式的退市制度并不完全符合国有经济发展需求,因此客观上某些退市制度缺陷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三是退市制度与股票发行上市制度、转板制度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等市场基本制度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一揽子改革方案是解决“退市难”的必由之路。为进一步推动退市制度改革,本文认为当前需要以完善和优化股票市场分层这一核心基础,为上市公司创造梯度退市和转板机会,从而降低利益相关方损失,减小改革阻力。“分层之路”是解决上市公司退市难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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