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金融街论坛年会京港金融合作论坛成功举行。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孙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中国银行行长张辉分别致辞。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黄天祐、香港交易所主席唐家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分别发表主旨演讲。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为主持人。论坛以“京港资本市场合作的新机遇与新图景”为主题，围绕面向十五五时期的京港金融合作展开研讨。

非常荣幸参加金融街论坛。我想就“十五五时期如何更好实施金融强国战略、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谈一点体会，重点围绕新时期京港金融合作。

中央提出金融强国目标，充分体现了金融的主动性、积极性、引领性。金融不简单是实体经济的附庸，更不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出纳”。金融的引领性，表明金融发展可以适度超前，这样才能更好地引领和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强国建设。这是金融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就支持科技创新而言，金融的引领性就更加明显了。工业时代，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追随者”，以可识别需求与可抵押资产为基础，实施跟随型资源配置，主要发挥产能扩张与现金流协调功能。科技时代，金融是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定价未来”、为创新价值变现，为创新失败买单，很大程度上成了创新的“引领者”和“塑造者”。

科技金融的引领性和适度超前，意味着金融要走在科技创新曲线的前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是对科技金融的“先行一步”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包括我们的金融体系具备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与定价能力，发展与创新活动相匹配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形成涵盖创新全过程的连续金融供给。

这样看来，京港金融合作就不应局限于传统的互联互通与市场互补，而是要聚焦于构建面向未来的、以赋能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型金融生态体系。利用北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制度创新优势，结合香港高度国际化、法治化的市场体系与资本网络，共同探索金融制度、工具与市场的创新试点，为科技自立自强和金融强国战略提供“压力测试场”与“方案策源地”。

为此，提出以下四方面探索性的合作构想：

第一，共同推动科研数据的跨境有序流动。当今时代，数据是经济的“新石油”，是人工智能这些前沿科技发展的核心燃料。京港两地可以在确保数据安全与合规的前提下，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这样的特定区域为试点，构建服务于科研目的的跨境数据流动机制。目前，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北京的参与，不仅可以将首都丰富的科研数据资源在安全框架下纳入试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双方可推动建立一套由国家主导、与国际接轨的跨境科研数据治理标准，为国家在数字时代的全球科技竞争中构建制度性优势。

第二，共建“耐心资本”跨境供给体系。在培育“耐心资本”方面，京港两地各具优势、高度互补——香港联通全球，拥有成熟的有限合伙人网络和丰富的长期资本管理经验；北京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地，汇聚了大量具备原始创新潜力的科研资源。双方可携手打造“耐心资本”跨境供给体系：一方面，北京的科技企业可以通过香港平台对接美元基金等国际长期资本；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将北京优质的科创项目引入本地市场，推动双向投资流动。

第三，共同探索科技资产估值与流通机制。科技企业的核心资产往往是知识产权，但知识产权估值与流通，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难题。在科技资产估值方面，香港的优势在于其国际化的金融生态——拥有精通国际准则的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评估行，以及善于处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证券化等复杂交易的金融机构；北京则拥有全国最密集的科创资源与知识产权产出，可以为构建符合中国科技产业特点的估值模型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京港双方可以共同探索一套可复制的、国际认可的科技资产定价与流转机制。

第四，共同打造面向未来的金融基础设施。香港在推动传统金融业务与区块链技术有效融合方面已有探索，将为数字货币、智能合约、资产代币化、跨境支付清算等领域提供试验场与制度创新空间。通过共同探索可监管、可扩展的区块链底层架构和数字资产交易标准，京港不仅能推动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更可以为全球数字金融竞争贡献“中国方案”。

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扩大开放”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预示着“十五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将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价值更加凸显。香港成熟的制度体系、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网络，为内地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参考，更在规则对接、标准互认等方面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香港在金融法治建设、金融市场监管、金融风险防控等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吸收。

展望十五五，推进京港金融合作，是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有力抓手。从这个意义上，京港金融合作的范围远不止于科技金融，而是承载着推动我国金融制度型开放的职责使命，必将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