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董事长做主旨演讲

在专家研讨环节，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对此发布会表达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宏观金融分析》报告有两个特点：一与宏观经济分析范式不同，分析资产负债表的经济波动问题其本质是从宏观经济周期剥离视角来剖析经济金融波动问题，不容易将宏观审慎管理跟货币政策混为一谈，值得肯定；二是与其他宏观经济报告不同，把基于国际收支的流量分析和外部均衡问题纳入进来分析宏观经济金融的配置问题，做法很有意义。

接下来，曹远征以“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如此顽固”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如此之大”这两个“超出预期”为引，认为经济周期的极大不同步性不仅造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就全球通货膨胀而言，他认为，当前的全球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通货膨胀货币现象，而是成本推动型带来的物价上涨，其根本原因是全球贸易不脱钩。特别是随着中国进出口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势必会带来中国产能过剩，改变过去新常态的发展格局。

随后，曹远征表示，尽管大家对新科技革命有很多憧憬，但全球经济当前依然处在一个新的科技革命的间歇期，不仅没有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明显提升，似乎也未有效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去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首先，低碳经济发展和绿色金融是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动力，因为它不仅没有技术代差，而且还有利于世界经济合作，更会在近30年时间持续促进中国进行大量投资，并使中国宏观经济周期进入一个正常的发展轨道。其次，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其核心原因是中国人口的负增长，这意味着房地产要从增量增长向存量调整转变。

最后，曹远征认为，从短期来看，2024年不仅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经济增长这一个目标，还通过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来挡住资产负债表快速衰退，这样才能以稳定的方式控制杠杆、加大绿色转型力度，这样使中国经济具有长期增长的前景。

郑新业副校长做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新业教授，认为金融所通过利用新框架和新力量来分析和研究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不仅能产生出新假说和新理论，也能形成一定的自主知识体系，非常有核心竞争力。

首先，针对报告内容，郑新业分享了自己的体会。在全球宏观金融部分，他表示，全球政策协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持续关注。在中国宏观金融分析部分，他认为，发展型消费不仅看需求侧，还要看供给侧，因为中国人不愿意消费的原因主要在于限制性供给的存在，其背后有很强的制度障碍和政策冲击；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对投资非常谨慎的原因在于中国很多的投资实行的是成本加成制度，即今天的投资会变成明天的成本，因此民营企业对投资非常谨慎。在专题报告分析中，他指出，在全球竞争力下降趋势背景下，中国部分企业的倒闭实质上是一个效率改进问题，需要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战略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接下来，郑新业以《2035远景目标下的政府债务空间最优配置：两个均等化原则》为题分享了自己研究的体会和思考。他认为，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既要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翻番，还不能产生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既要实现生态文明，还得有共同富裕和更好的全球化。因此，当选择高质量发展这一新的政策目标时，一定会限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等传统分析框架的使用。另外，在使用工具分析宏观经济金融问题时，一定要厘清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有效边界，因为公共部门并不是万能的。

随后，郑新业分析发现，当前的中国政府债务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国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并呈现出加速扩张的趋势，债务空间不断减少；二是中国赤字率并不包括专项债，但地方政府必须偿还债务付息，并且债务付息支出已超过了国防支出；三是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率处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之间。基于此分析，郑新业表示，政府债务既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公共资源，也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债务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可以按照霍特林规则（Hotelling Rule）从均等化视角来设置债务空间的最优配置原则。其中，纵向均等化主要处理的是现在借和未来借的问题，横向均等化主要处理的是借给谁的问题。不论是纵向均等化还是横向均等化，其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应该相等，否则就存在优化空间。

温彬首席做主旨演讲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从经济指标的预期、经济增长动力分析和加大宏观政策调控三方面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温彬认为，2024年，中国政府还会大概率将潜在增长率的目标定在5%左右，这不仅与2035远景有关，也意味着十四五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平均至少要达到5%以上，这样才能更加接近政治目标。他表示，要持续保持宏观经济增速，需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就业，特别要解决好青年失业，另一个是宏观债务，要确保M2增长不仅要盯住经济增速，还要考虑物价的预期目标。

针对要实现5%的增长目标这一现实压力，温彬指出，从2023年看，出口和房地产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项，这两个拖累项在2024年能否实现企稳甚至回升对2024年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一方面，从外需角度来看，短期影响出口下降的因素是欧美经济增速的放缓；中期影响出口下降的因素是中美贸易脱钩的变化使中国传统纺织服装商品的出口份额严重下降，长期因素是欧美在高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的“小院高墙”策略以及中国试图通过“中国+1”方式将中低端产业转移出去进行“避险”的策略；另一方面，从房地产和股市角度看，过去两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下降以及股市的连创新低，都给未来预期和消费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要把稳住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考量。

针对中国经济如何实现5%的潜在增长率目标，温彬建议，考虑到当前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固，要持续加大逆周期的宏观调控。一是要从前置发力，保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这样才能提振市场信心；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同时还要配合财政政策对利率和物价做一些实质性突破；三是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过去两年房地产所有指标出现严重下滑的困境；四是针对当前民营企业投资下降的问题，要从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完善法治环境和引导社会舆论等多方面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

最后，温彬表示，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仅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政策创新，不然很难在现有经济框架下应对当前及今后的挑战。

张明教授作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