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流动性处于“紧平衡”

南方日报：今年以来，全球多家央行加码量化宽松，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全球流动性变化？

胡志浩：市场关注到各家央行都在“放水”，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全球流动性是不是泛滥了？但我认为，流动性的宽松与否，实际上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是否平衡。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球流动性发生了几轮显著的变化。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中可以看到，货币政策稍有回归常态的迹象，流动性就会发生紧张，尽管当时的利率水平很低，还有大量的货币和资产存量。

究其原因，是在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影子银行成为金融循环中更为关键的节点，导致金融体系对流动性的需求非常大。这就使得预期稍微变化，机构对流动性的需求会增加得更快，而即使有流动性注入仍然满足不了快速扩张的流动性需求。因此，市场流动性始终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

南方日报：这对资产价格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胡志浩：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当金融市场意识到疫情可能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时，市场的反应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开始在追求流动性，一时间，连避险资产也遭到抛售、变现，当时美国国债被抛售就是一个实例。

黄金的价格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年3月黄金价格下跌，就反映出了市场的预期变化——当时全球通货膨胀率预期大幅下降时，市场认为全球甚至可能进入通货紧缩状态。在此预期下，预期实际收益率上升，黄金价格大幅下跌。

长期的低利率，实际上是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调整的现实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具有必然性。

南方日报：展望2021年，您认为我们应留意全球金融市场的哪些黑天鹅事件？

胡志浩：首先，是美国离岸市场的美元流动性问题。目前这一市场已经受到美联储的高度关注。疫情之下，大量境外的非银行机构在美国市场抛售美国国债，这对美国的美元流动性带来冲击。现在美联储维持离岸美元市场稳定的目标十分明确，手段也很充足，短期风险已经很小了。

其次，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很大，尤其是土耳其、巴西和印度等，今年汇率出现了较大的下跌。一方面，它们要面对高债务压力；另一方面，其国内供给能力较弱；同时还面临高通胀、资本外流等巨大挑战。需要关注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受到冲击，这可能是明年比较显著的一个风险点。

最后，从全球经济的稳定因素来看，中国是一个稳定和积极的因素。此外，美国大选完成权力交接以后，政府会启动新一轮的施政纲领，明年美国的经济恢复应该比较理想。如果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稳定，这将有利于全球经济整体稳中向好，因此预期2021年的经济形势应该会比今年好。

二、中国产业优势不可替代

南方日报：在新形势下，如何理解中国提出推动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胡志浩：中央强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去被动应对形势的变化，而是主动作为。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区间，下行周期的末端往往也意味着下一个长周期的开端，全球经济结构要面临剧烈调整，资本边际收益率承压。“双循环”的过程就是调动一切市场中可以调动的力量，提高资产的边际收益率的过程。因此，“十四五”期间，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顺应经济周期逻辑的举措。

南方日报：如何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胡志浩：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建议稿和2035年的远景目标，很清晰地给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可以用“三新”高度概括。

首先是新发展格局。当前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来自政治和社会，以及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的大问题。这时中国需要形成自己的新发展格局。

其次是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发展阶段有新困难和挑战，也有很多新机遇。例如，中国在产业方面取得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重要的枢纽地位。逆全球化动向并没有改变这种地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让人更意识到中国产业链优势的不可替代性。未来，随着产业链优势不断巩固，人民币也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金融大循环中。这个过程不是要摆脱现有的国际金融循环体系，而是要利用它为产业链提升创造新的机遇，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我们在国际金融循环中的优势。

最后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到新发展格局，中间还要秉承新发展理念。中央也反复强调新发展理念。只有秉承新发展理念，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新格局。

中国产业优势不可替代

南方日报：在新形势下，如何理解中国提出推动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胡志浩：中央强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去被动应对形势的变化，而是主动作为。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区间，下行周期的末端往往也意味着下一个长周期的开端，全球经济结构要面临剧烈调整，资本边际收益率承压。“双循环”的过程就是调动一切市场中可以调动的力量，提高资产的边际收益率的过程。因此，“十四五”期间，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顺应经济周期逻辑的举措。

南方日报：如何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胡志浩：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建议稿和2035年的远景目标，很清晰地给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可以用“三新”高度概括。

首先是新发展格局。当前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来自政治和社会，以及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的大问题。这时中国需要形成自己的新发展格局。

其次是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发展阶段有新困难和挑战，也有很多新机遇。例如，中国在产业方面取得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重要的枢纽地位。逆全球化动向并没有改变这种地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让人更意识到中国产业链优势的不可替代性。未来，随着产业链优势不断巩固，人民币也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金融大循环中。这个过程不是要摆脱现有的国际金融循环体系，而是要利用它为产业链提升创造新的机遇，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我们在国际金融循环中的优势。

最后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到新发展格局，中间还要秉承新发展理念。中央也反复强调新发展理念。只有秉承新发展理念，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新格局。

三、广东金融可从三大领域突破

南方日报：广东金融业应如何定位，以更好地支撑广东在“十四五”期间的发展？

胡志浩：中国要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新发展格局，一定要有突出的亮点和拳头产品。从地域上讲，率先发展的地区应该成为破局的关键，粤港澳大湾区责无旁贷。改革开放后，广东敢闯敢试，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好市场经济的机制，取得了如今的成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广东省是经济强省，金融也一定不弱，因为经济运转需要“金融血液”，没有金融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广东经济发展的成绩。广东未来金融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第一是服务好产业转型。广东正好处在内外双循环的结合点，市场条件和基础都很好，市场主体意识也很强。秉承好新发展理念，让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让广东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第二是做强做精金融业自身的发展。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广东的金融发展也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培育出一批领头机构，做出自身特点，把握好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营造更好的金融生态，让广东的金融业主体在“十四五”期间再上一个新台阶。

南方日报：广东金融可从哪些领域突破，寻找发展机遇？

胡志浩：首先是做好各类“金融+”的业态，如“金融+供应链”和“金融+贸易”。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随着企业面向海外循环，金融自然也会走出去。

其次是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一方面，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广州在知识产权融资方面有良好实践，比如广州开发区，这些经验可在国内推广。另一方面，“金融+科技”本质是金融面临数字化革命的主动作为，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应该主动拥抱科技，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最后是绿色金融。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可能迎来一个风口，“绿色”绝不仅仅是一种限制或者负担，而更多地成为资产。广州作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拥有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可通过积极开展绿色金融相关经济活动，让中国拥有更强的话语权。